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佛法之于书法试论弘一法师的书法

1918 年8 月19 日，李叔同剃度于杭州虎跑寺了悟法师，法名演音，号弘一。

该年10 月，入灵隐寺受比丘戒，从此开始了长达24 年的佛门生涯。

此后，他以研究、弘扬律宗为目标，重振南山律教，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11 代祖师。

弘一法师出家，与俗世异常决绝，一心向佛，绘画、戏剧基本上不再染指，惟有书法却得以超脱升华，日臻完善，终成一代大家。

弘一出家之前，曾有意与书法绝缘，将毛笔一折两断，全身心地投入到佛学研究之中。

但是，他的这一宏愿最终没有实现。出家伊始，受近代著名佛学家范古农居士的启发，重拾毛笔，借书法以弘扬佛法，广植佛缘。

刚出家的时候，弘一法师以其原来的风格书写佛经、偈语，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粗重硬朗、工整茂密”的碑学风格难以契合其所想要表达佛教内容的微言大义，约于1920 年前后多次将自己所抄的佛经作品寄呈印光大师，请他指教。

印光法师为近代著名高僧，以其高尚的道德和深厚的佛学修养，备受赞誉。弘一法师对他也服膺高轨，极为推崇，曾在1924 年和1936 年的两通致俗世好友的信中，称“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告诫他说：“写经不同于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坐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在几次书信和当面求教之后，弘一法师顿然了悟，意识到抄经不能使用其他字体，必须一律用楷书工写，于是苦练了一段时期的工楷。印光法师肯定了他的努力，称：“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

此后一段时间，弘一法师便依这样的标准进行抄经，具体情形可以从其1926 年所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这件作品可窥端倪，该作品后来被太虚法师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弘一本人对此也极为珍视，称此为“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

从这件作品能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他完全摒弃了早年碑派书法的影子，广泛汲取晋唐楷书的风格特征，用笔劲健挺拔，结体谨严，据蔡丏因回忆，弘一曾将之自比王羲之所书《黄庭经》。

也就在这段时期，弘一逐渐对这一类风格了然于胸之时，出于某种自信，他开始发愿精写字模，以此刊印佛教典籍。

虽然这一宏愿后来以失败告终，但这一经历对其后来书法风格的形成也至为关键。

这些字模今已不存，后人只能通过《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和《黄庭经》一类书风中去揣度其大概模样。

这次精写字模经历的失败，使得他重新开始思考抄经书法的取向问题。

此后不久，弘一法师在其赠予刘质平的《华严经行愿品赞》一反常态地重新拾起了其出家前所擅长的魏碑书法来了。

这件作品以51 张单纸书写，每张共绘纵7 横5 共35 格，字数不等，所书单字试图撑满方格，字的重心均与格子重心重合，笔画粗、平、直，棱角分明。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其章法可能考虑字模刊刻，字距无论上下左右均大于一般抄经，其后来所抄经文章法安排也大体与此相近。

毋庸置疑，印光法师的影响和其所书字模的失败经历均对弘一法师书法，也就是人称“弘一体”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印光法师站在佛教信仰的角度，主张抄经以郑重的正体字书写。

受这种观点的启发，弘一法师意识到之前的不足，转而潜心研习晋唐帖学书风，最终“无复六朝习气（马一浮语）”。而其发愿书字模的失败经历，又使弘一法师这一时期在章法安排上获得启示，重拾魏碑，并开始不断探索碑帖的深度融合。

大约在1930 年前后，弘一法师最终找到了契合自己性情的书写模式，从1930 年所书《佛说阿弥陀经》到1936 年所书《金刚经》，不难发现这段时期的书写方式与之前拉开了距离，逐渐达到了随心所欲地挥洒境界。

此后的书法，他更是以简练肃穆的《张猛龙碑》的结体为基调，采用圆转的篆籀笔法，每个字都以其中单个或者数个笔画为主笔，撑起整个框架，其余则以比较短促、彼此呼应的笔画进行点缀，以形成灵动的字内空间。

整篇作品大多数的字都走纵式，有的字形和笔画异常得长，形成了前无古人的、独特的“弘一体”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