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心理学进路

文化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器物（器物文化）和制度载体（制度文化）及其观念与行为表现（精神文化），人们往往置身某种生产关系而不自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人们的日常观念与行为中有意识地实践并实现出来，同时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道”于器物和制度之中，“由器观道，以器成道”，借助器物和制度进一步巩固相应的观念与行为，通过这种双向互动，从根本上彰显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我们可以在国家主体、社会主体、经营主体和个人主体四个层面综合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建构中国自主心理学知识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性认同与情感归属，并主动将其贯彻到自身的意志行动中，从而全面实现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创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首先，在国家主体层面，建设文化强国不仅需要创造领先世界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更需要涵养高水平的国家精神与国民素养，自上而下培育社会主义心态秩序。心态秩序意味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让人人都能安其所、遂其生，从而在顶层设计上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力量。心理学可以通过弘扬中国精神、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国民素质、构建社会信任、回应心理诉求、疏解社会心态等方式培育心态秩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搬西方传统心理学现成的理论与方法。比如，根据著名的社会认同理论，群体成员倾向于偏爱内群体，贬抑外群体。但实际上，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出于对既定社会系统合理性的信任为其辩护，即使它违背了自身利益。列宁在分析第二国际的破产时就在更本质的层面指认了这种“分裂”，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它意味着工人阶级自身的思想意识脱离乃至虚假表征了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现实，从而造成了断裂。为此，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能够超越由资本逻辑生产的心理学“断裂”，并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人民心理学，凝聚民智、民情与民意，从而塑造影响人们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的集体心理程序，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高人民文明素养与文化自我效能感，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文化强国建设任务。这种心理学将有助于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其所处的全部社会现实和整体历史命运，从而成为“有意识的历史主体”，并通过现实的物质实践使自身成为真正的、完整的主体，由此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其次，在社会主体层面，作为对国家主体自上而下的心理治理的有效补充，我们需要积极实现国家精神与社会心态的有机对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建设体系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更科学全面地了解“民间与群体非正式体系”的心理特征与变化规律，把握一定心理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及其表现出来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绪，以更具弹性的机制引导与满足多样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心理需要，搭建社会态度、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等反馈与干预系统，培育新时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性格，为彰显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创设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这里的社会性格指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内隐性与能动性的性格结构的核心，其功能是塑造与调节人们的心理能量，在生产关系与作为其观念表现的上层建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弗洛姆曾揭示过当代资本逻辑中异化了的社会性格，包括顺应、进取、容忍、野心、标准化等，它们黏合了资本主义社会，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装扮为关于自由平等交换、公平正义的大众迷思，由此发财致富的本领就被错误地归因为个体顺应与进取等社会性格的多寡，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在生产社会化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逐渐形成的社会性格则超越了交换抽象及其形成的社会性格。它不再是单向度地服务于物化“死劳动”的病理性政治建构，而是成为文化建设本身的目的和目标，亦即人们得以通过社会主义社会性格之培育自觉把握其作为“类存在物”所固有的改变世界的社会力量，而不再把这种社会力量以资本逻辑所塑造的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从而向下筑牢和优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向上巩固与丰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由此，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重大意义。

再次，在经营主体层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求我们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握消费者与文化输出对象的心理特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感性信息形式融入商品设计与生产中，兼用外显路径与内隐路径，促进其更加主动地接受，同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的“文化化”发展路径，重视引导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从属于追求资本增殖的资本逻辑不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的落脚点。它致力于为群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的经济形式，从而敉平分裂的“苦恼意识”，亦即高贵的精神生活与卑污的物质生活的矛盾。市场并不只是交换所由发生的单纯物化空间，更是人们接受教育的场域，它强化了体现于商品之中的社会关系。黑格尔很早就将教育作为人们通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实践实现精神转变，从而超越市场交换构造的外在必然性，“达到自觉的和能思考的伦理”，也就是普遍性国家精神的必经途径。通过扬弃黑格尔式基于精神劳动的教育，马克思转而将教育落实到由改变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革命实践所实现的自我改变之上。这种自我并非作为西方传统心理学开端和终点的“自我”，亦即那种以内向的和自恋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的自然实体。这种原子自我不是社会崩解的原因，而是客观发生的社会的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它以自身为目的，以他人为价值实现的中介，“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因而作为由交换抽象所黏附的乌合沙粒，他们与真正的共同体尚处于分离状态。而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自我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而从那种人被其自身产物束缚其中的必然王国走向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王国。所以，文化强国建设要辩证运用市场的教育功能，超越虚假的心理学自我，走向共同体的自我，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心理学的可能性。

最后，在个人主体的心理学层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要求公民个人培养长期而稳定的文化禀性与能力，并将这种能力转化为自己创造的物质性文化产品，进而获得以声誉和文凭等形式给予的正式认可。这种个人能力不是西方传统心理学“想象的个体”的内在自然能力，亦即源自个体本身的个体现象，而是时间和文化资本投资的产物，由此就展现为一种文化能力。经济资本的被剥夺往往导致它所塑造的文化能力的被剥夺，所以我国的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加大对个人的经济文化投资，从而提升其生活水平与心理能力。个人在能动地参与文化强国建设时，自觉磨砺与提升认知水平、情感品质、实践能力，培养一整套特定的心理能力，增强文化自我效能感，并在这一过程中形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自我图式与文化人格，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创造优质和丰富的文化产品，获得各个层面的广泛认可，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