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誓死抗日

我们都讲“八年抗战”，其实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已经在英勇抗击日本的侵略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入侵日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引发了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爱国将领吉鸿昌联络冯玉祥组织武装，并在东北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变卖家产购买枪械，带领队伍转战多地，一直坚持抗日，最后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用生命谱写了誓死抗日，誓死反帝的就义歌。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爱国抗日将领，1895年生。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就具有强烈的爱国 思想。

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的精神品质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升职为营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吉鸿昌任营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

在西北军的日子里，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后来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吉鸿昌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解了西安之围。因为功勋卓著，吉鸿昌的部队在1927年4月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归属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系军阀的部队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不愿打内战，在部队里向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思想，坚决请缨抗日，也因此触怒了蒋介石。1931年8月，他被解除军权，强令出国“考察实业”。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回国，在天津定居并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主要写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和看法，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政治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执行共产党的反蒋计划，在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发动了反蒋暴动。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在他的努力之下，成功说服了冯玉祥与晋南的张振武，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重新整合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连续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7月22日乘胜追击收复察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逐步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因为吉鸿昌是共产党员，冯玉祥也是蒋介石的“老冤家”，可以说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部分反蒋势力的集合体，如何瓦解这股新兴崛起的势力成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于是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率领所部十六个师的兵力，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战事正酣之时背后捅了一刀。同时，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电告冯玉祥，说冯破坏“整个国策”，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8月5日冯玉祥将察军政大权交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此时吉鸿昌、方振武等部则公开共产党身份，率领余下的部队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寻机建立新苏区。9月部队转展到赤城县以北的独石口后，在进军商都准备与抗日将领高树勋会师时遭到国军多番阻击，便决定“抗日讨贼”，南下攻打由何应钦所率中央军重兵把守的北平。国民革命军驻北平城防部队在受到偷袭之后反攻。在国军的多方围剿之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逼到山谷里，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吉鸿昌和方振武无奈之下决定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谈判，同意接受改编。随着谈判的结束，他们被扣押缴械。何应钦接到商震的电报后，命令商震立即把他们押往北平审问。其中详细的历史过程，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历史纪录片《抗日同盟军》有详细的叙述。

1933年10月，吉鸿昌被押往北平，在路上逃脱了国民党的关押，跑到了天津。到了天津后，吉鸿昌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吉鸿昌同宣侠父、南汉宸及任应歧将军，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他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大家称为“红楼”。

吉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他的夫人胡洪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除了积极组织抗日之外，不断发展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力量，召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积极准备第四次武装起义。

吉鸿昌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反蒋斗争，激起了蒋介石的杀心。他密令军统局暗杀吉鸿昌，并交军统北平站负责。1934年11月14日，也就是国民饭店枪击吉鸿昌未果的第五天，法租界当局将在押的吉鸿昌、任应岐二人，“引渡”于国民政府。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法庭的控诉理由有三点：第一，他加入了中国公产党；第二，公开反蒋；第三，在蒋介石还没有主张抗日时就开始擅自“抗日”。吉鸿昌在法庭上对法官的控诉供认不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以及自己反蒋的意图。次日，“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

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被押赴刑场，这一天，他身披斗篷，迈着坚实的步伐，从容镇定，气宇轩昂，并以树枝为笔，以大地为纸，奋笔疾书 《就义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还严正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绝不能跪着挨枪，战死了也不能倒下！”于是，他让刽子手拿来一把椅子，郑重声明： “我得坐着死!”又说：“我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明正大。你们得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地举枪时，他怒目而视，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紧接着几声枪响，他便倒靠在了椅子上……

就这样，一代抗日名将死于党派之争，在日寇压境的时代背景下，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