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42岁当选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是全国最年轻的副书记。当时中组部部长宋平问，他是谁?周惠书记说，“是我秘书，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84年我在党委《实践》为周惠书记写了篇论先富带后富的文章。是田书记调我到党委核心综合组，为书记们起草报告、讲话、暑名文章。田书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競競业业、勤政务实、疾恶如仇、政绩斐然。他去西藏和胡绵涛搭班，在中值招待所和西藏热地等人，等待时任总书记赵紫阳谈话时，一起共进晚餐！往事如昨，想念老领导!
——王树青
田聪明，男，汉族，1943年5月生，陕西府谷人，1965年12月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65.09——1970.07，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1970.07——1972.04，留校待分配；
1972.04——1975.10，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政治部宣传组干事；
1975.10——1980.03，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记者、农牧组组长、办公室代主任；
1980.03——1982.03，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2.03——1983.03，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83.03——1984.12，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1984.12——1987.01，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1987.01——1988.12，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88.12——1990.12，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90.12——1994.04，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994.04——1998.0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98.03——2000.06，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0.06——2006.10，新华社社长 、党组书记；
2006.10——2007.08，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国记协主席；
2007.08——2008.03，新华社社长、党组成员，中国记协主席；
2008.03——，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记协主席。
2006年10月26日当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主席。
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
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中共十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在我的心里，我的妈妈还是有所不寻常——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观念，特别是她那颗只有我能理解的心。
妈妈过世已有13个年头，但在我的情感深处仍难以接受。妈妈79岁过世，一般说也算高寿了，可我心里就是疼不过。我和妈妈都懂得人总是要死的。在父母刚过60岁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买了比较好的木料，并按照当地比较好的样式和厚度做好了两副寿木。按当地风俗，老人看到过世后有好的“归宿”，有利于健在时安享晚年。但妈妈过世后，我还是觉得这样好的妈妈怎么也应该活上八九十岁啊！
我1990年底到广电部分管电影工作，听说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内地放映后，一是票房收入居当年全国榜首，二是从影院出来的观众大多眼带泪痕。我找来看了，确实是一边看一边以泪洗面，我和这部影片的情感旋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同时也特别觉得自己不知要比影片中的小男孩幸运多少倍。因为当时我已年近50，妈妈不仅健在，还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从小受穷，也吃了不少苦，但我有一个世上最好的妈妈，一个与我从未离开过的妈妈，因而更加知足、更感幸福。后来，影片中饰演妈妈和小男孩的演员来京，我见了他们，谈了很多。在妈妈过世后最悲伤的日子里，影片中妈妈和小男孩的形象，特别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主题歌反复地在我脑海中回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每当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妈妈，特别是见到亲人，提到有关妈妈的事，总是说不出话来，只想流泪；只要看到妈妈用过的东西，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妈妈的音容笑貌、形影动作就立刻浮现出来。那一时期，同事、朋友安慰我，姐姐、弟弟等亲人更是不断安慰我，其中，我外甥的几句话最触动我的心。他说，我知道很难安慰您，只是希望大舅能从姥姥的“呵护”中走出来。其实，我何尝不在寻找各种理由“自我安慰”，并努力从失去妈妈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呢！妈妈过世不久，从报纸上看到陕西省委退下来的老书记李瑞山同志过世了，且正好与妈妈同年。我心里就反复想着一个道理：人老了总要走的，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寿数大些，有的寿数小些，这是不以人的德行优劣、地位不同来定的；所有父母过世，子女都会悲痛，但都得面对。尽管我完全懂得这个自然规律，也曾安慰过许多人，可就是觉得妈妈不该这么早过世，真是“理好顺”、“情难通”啊！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给我惟一嘱咐，就是她百年之后能与父亲安葬到一起。妈妈是农民，但我作为党员干部也应该响应党和政府实行火葬的号召，做好亲友的工作。可到了这时，心里边却怎么也过不去，我如实向组织作了报告，得到了组织的理解。
我参加工作后真正因个人的事请假，主要是妈妈过世安葬和三周年、十周年的上坟祭祀，每次都要径直回到千里之外的农村住上几个晚上。妈妈过世不久，我为妈妈塑了一尊铜像，就摆放在书房的写字台旁，想能常看到妈妈微笑的面容，也让妈妈能常看到她的儿子在学习和工作。在妈妈诞辰九十周年时，我们全家还举行了简朴而又真诚的纪念活动……
不少人认为我对妈妈如此深情无尽的思念……是因为妈妈一直在我家生活。这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对妈妈这种割舍不断的感情绝不只是由于一起生活时间长，而更加重要的是妈妈身上那种令人敬佩的德行，并随着我的长大、成熟，了解、认识在不断地由言到行、由表象到内心世界的深入，不断地与自己的品行产生了共鸣、共识。在我的意识中，妈妈的形象太典型、太鲜明了：一方面，她是“世上最称职的母亲”，她的全部心思、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和寄托在我们姐弟特别是我的身上。为了儿女们的生存和成长，妈妈从未犹豫、从未打盹、从未惜力、从未退缩，以致舍生忘死；另一方面，她是儿女们始终如一的良师和全家大事不糊涂的“掌门人”。她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思想观念使我难以忘怀。所以，我始终认为，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我的妈妈不寻常，她有一颗只有我能够深切理解的心。
妈妈曾一度陷入绝望，决意要去跳崖自尽。就在妈妈走出家门时，回头望了一眼躺在炕上的我，我也正好睁大眼睛望着要走出家门的妈妈。正是我这稚气的“一望”，使妈妈彻底摆脱了绝望，看到了希望。
妈妈是位典型的吃苦耐劳持家，真心爱孩子、惜子弟的陕北农村女性。她21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可没几天就夭折了。妈妈心疼不已，整天在哭。过了20天，我堂婶生了一个女孩，因儿子刚1岁多有意过继给别人。妈妈得知后就求奶奶给抱了回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姐姐。过了两年多生了我二姐。三年后我的出生，带给妈妈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可那时，国家正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很紧张。陕西省府谷县农村保甲机构，除摊派杂税，还规定凡有三个男子的农户都要出一个“保丁”。在当时，爷爷一家的日子虽然紧巴一点，但按农忙吃干、农闲吃稀的习惯，还可以过得去。不幸的是，那年冬天二婶因难产而死，二叔因此离家“出走”，三叔仅15岁，于是父亲就被迫当了“保丁”，后听父亲说是给保长喂马。由于爷爷奶奶一直对二叔倚重，所以后来不惜出重彩礼又给二叔娶了比他小9岁的姑娘做媳妇，致使几乎倾家荡产。全家节衣缩食度日，三叔当然是爷爷奶奶的重点保护对象，父亲常在外边，挨饿受冻的就主要是我们母子四人了。
陕北烧煤比较方便，去不远处沟底就可以挖到，冬天冷，不出门就是了，但饥饿难忍。听妈妈说，每顿饭都是奶奶亲自给我们盛，吃饱吃不饱就是碗里那些。对妈妈来说，自己吃不饱难熬，但更使她撕心裂肺的是我们姐弟三人挨饿时的哭叫。几十年以后，妈妈每提到我胃肠不好就说是那时落下的病；在怀我时妈妈常吃不饱，生下来后奶水很少，没多久就不得不从她吃的饭中挑一点给我喂，再后来连我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到一周岁生日时脖子还直不稳。
农忙了，妈妈饿着肚子，忍受着孩子因饥饿哭叫声的折磨，还得去干男劳力干的农活。那时，爷爷奶奶的日子也不好过，艰难岁月使得奶奶时不时地发脾气。向谁发呢？对两个叔叔她不忍发，向爷爷要发点，但出气筒主要是妈妈及我们一家。因为我们一家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常常是妈妈还不知为什么，奶奶就连骂带数落，从这间窑洞数落到那间窑洞，有时要数落上一两个时辰。那时的儿媳对公婆的数落是不能问原因，更不敢还口的。父亲给保长喂马常不在家，妈妈一肚子苦衷无处诉说，就渐渐地感到“撑”不下去了。年仅27岁的妈妈满嘴牙掉了一大半，头上生了疮……她陷入了绝望。我们那儿随处都有山崖深沟，一天早上妈妈决意要去跳崖自尽了。
妈妈不忍就这样与我诀别，就在从家门走出想回头再看我最后一眼时，发现躺在炕上的我也正在扭着头睁大眼睛望着她。正是我这稚气的“一望”深深打动了妈妈的心——看到儿子黑豆豆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望着她。正是由于这一刹那的母子“目光对视”，使妈妈彻底摆脱了绝望，看到了希望。她关门回到炕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眼睛里不停地流泪，嘴里在自言自语：我有儿子，有这桶一般粗的根，为什么要跳崖寻死呢？！从此，妈妈坚定了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好的决心和信心，妈妈也从此开始逐渐摆脱在公婆面前“逆来顺受”习俗的束缚。有时她看到我和姐姐饿得不行就找奶奶要点吃的；有时因我们的衣服需要缝补就提出不下地干活了。当时尽管奶奶也困难，也不情愿，但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满足些小要求。可时间长了，奶奶觉得“不好办”了，就决定分家。一天早上，妈妈照例去做早饭时奶奶说：你们自己做饭吃吧。实际上，当时的妈妈不仅料到有这一天，也在等着这一天，所以转身就走了。爷爷给分了五升小米，几升豌豆和一些土豆等，并安慰了妈妈几句。妈妈分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平时拾下的杏核，一个一个砸开取出杏仁，经水浸泡后用小石磨磨成浆，熬小米杏仁稀饭喂我。妈妈说，过了十来天我的脸色就好看多了。但父亲回来看到我们的艰难时日后，在爷爷奶奶面前哭了，他觉得我们母子四人很难这样活下去。见此，奶奶就对父亲说：如果你们还想合在一起过就和你媳妇商量好，意即要“顺从”。可父亲说后被妈妈一口回绝：死也不回去了。妈妈后来说，分开来过哪怕只有一碗米，我也能给儿子熬点稀粥喝。至于穷，妈妈说“那又没根”。我有两只手，天底下总能搞到点吃穿养活娃娃。
童年时，妈妈凡有悲伤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看到妈妈流泪，我就把头倚靠在妈妈身上；妈妈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常向妈妈问这问那，妈妈常为我“惹事”而向人家说好话。
分家后，爷爷一家为了躲避抓丁迁到了相邻的内蒙古准格尔旗，父亲因此也不再当保丁了。妈妈又生了个弟弟，但一岁多就夭折了。这对妈妈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听妈妈说，每当她心疼不过的时候就紧紧把我抱在怀里。那时我家只能耕种一些贫瘠的旱地，由于十年九旱，一家人吃的东西年年青黄不接。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妈妈都要早早地去向阳的坡地上挖些即将出土的苜蓿根吃，而且经常是挖出来后将土搓吧搓吧先生吃上点，然后再挖些带回家。我也常跟妈妈去挖，也和妈妈一起生吃，现在想起来都能回味起洁白的苜蓿根嚼在嘴里的“甜”味儿和“脆”劲儿。还记得有一次跟着妈妈挖野菜，我看到远处走过来一个女人，就拉长嗓子问人家是哪里的？连喊几声不见应声就用当地不好听的话骂人家。这下“惹祸”了，人家过来盯住问我：“是谁教你的？”妈妈赶忙过来给人家说好话，说我好比是“哑牲口”，懂不得好赖话。当地有个乡俗：常把自己最疼爱的孩子比作牲口，甚至以动物起名，传说这可以避开“妖魔鬼怪”的伤害。
1947年春夏府谷县大旱，已到农历五月下旬了连一滴雨也没下，不仅一垄地也没能种，就连野菜也挖不到了。我第二个弟弟已半岁多，我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随着陕北逃荒大军踏上了“走西口”之路。大约走了10多天，过了黄河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那里的庄稼长得很不错，黄河岸边到处长着水红花，高高的水红花林里有时能碰到扁豆苗，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些豆角，豆角已经发黄，可煮着吃了。那是黄河防洪堤外的河头地，扁豆生长期短，如汛期水淹不了就有收成。而那年被水淹了，水退下去后长得较高的扁豆苗活了下来，主人不要了。我们在唐圪旦村住下了，父亲给人家打短工，赚点吃的，二姐看弟弟，我和姐姐跟妈妈拾扁豆，拣田（拣收割后的庄稼地里丢下的穗粒、土豆地里丢下的土豆），除了现吃还能积存点。可1948年春节过后不久就没了吃的，饿病交加，第二个弟弟又夭折了，被迫将刚过10岁的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当时妈妈极度心痛悲伤，一坐下来就情不自禁地流泪，而我一看到妈妈流泪就将头倚靠到妈妈怀里，妈妈就抱住我。晚上我常常是双手摸着妈妈的奶睡着的。
这年秋天，得知姥爷舅舅逃荒到了竹拉沁村，我家四口人也来到这里，住在村子附近的瓜茅庵里，没有窗户，晚上用一捆草堵门。父亲给人家包月子（即按月付工钱），妈妈给人家收割庄稼，做家务，捡田。妈妈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当地有个习惯，干一天活中午管吃一顿饭，多数人家也给我吃了。可有一次妈妈给温三寡妇家割糜子，我也跟着去了。那天中午是吃莜麦面、葫芦汤卤，远远就闻得到香味。可管家说“不给娃娃管饭”。听到这话，妈妈已拿来的碗筷又放下了，我只好蹲在墙脚等妈妈。这件事妈妈在几十年后说起来都心疼不已。当然妈妈也为我的举动而得意，有跟去的孩子还是吃了，说我不吃是有骨气。
冬天了，瓜茅庵里住不成了，就借了温三寡妇一间库房，将炕和炉灶收拾了一下住了进去。但仅靠做饭烧炕取暖很有限，特别是进入数九天后冻得很难熬。父亲去看爷爷去了，妈妈、二姐和我冻得晚上没法睡觉。常常是妈妈将我和二姐搂在身边，再把少得可怜的破衣被全盖上，她又把两手压上。实在冻得不行，妈妈再用秋天攒下的一点烧柴“烤干锅”，随后再将燃烧过的柴灰挖到破盆里，母子三人围着取暖。眼看柴禾要烧完了，妈妈就找温三寡妇借柴禾，说开春后用劳动来还上。老太婆这次发善心了，告诉儿子温红世，让妈妈到场院里背一背麦秸。妈妈得到这一许诺后就找了一根长绳子，与二姐一起到场院里捆这“一背”麦秸。反正是“一背”，妈妈就使劲往上垛。但妈妈穿的是一件烂山羊皮袄，加上左缝右补僵硬得使两膀肩套不进背绳里，不得已一咬牙就索性将烂皮袄脱掉，只穿着一件破布衫子背。结果，很大一背麦秸背回来了，一家人过冬取暖有了着落，可妈妈却冻得感冒咳嗽，大口吐痰。由于没有钱治疗，竟咳了一冬，以致落下了一着凉就咳嗽吐痰的疾患。
1949年春天，我们家又搬到村外周家一间库房里住。进入农历五月，妈妈怀着我现在的弟弟已临近生产，可为了生活仍要给人家薅谷子。六月初一，妈妈和父亲都在苗厚家劳动。按当地风俗，中午吃油炸糕，我仍然跟着妈妈，也让我吃了。劳动到下午五六点钟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就在这时妈妈要生产了，出羊水了。妈妈在父亲的搀扶下冒雨往家赶，我就跟在妈妈后边跑。上炕不一会儿妈妈生产了，父亲请房东家周奶奶给“包”了一下（主要是剪断脐带），弟弟出生了。妈妈和父亲为又添一子而高兴，也深为吃穿而发愁。
1950年开春后，我们一家五口人又流落到黄河以南的达拉特旗梁家圪堵村，入冬后又到了什拉胡同村。那里是库布其沙漠的腹地，是牧区，人口比较少，植被还可以，特别是到处长着一种半灌木叫沙蒿，所以烧柴取暖有保证。再加上当地生长着一种叫灯香子的野草，草籽磨成面比较好吃，能食用的野菜也比较多，所以觉得是个“养穷人”的地方，就住下了。为了生计，父亲在1951年春给村里放了一群羊，260多只。
就是这年冬天，减租反霸工作队来到我们村，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外来户”都要到原籍开户口迁移证。12月份，父亲回陕西省府谷县开迁移证去了，来回步行，走了20来天，这群羊就全由8岁的我放了。每天羊出坡，妈妈都要和我商量要去的方向。一天刮大风，人出去连眼都很难睁开。妈妈着急了，就朝着羊出坡的方向去找我。翻过几道沙梁，妈妈站在一个沙丘高处远远看到了我这群羊，可站了好一阵也看不见人，分不清是我的羊还是别村的羊。当她走到羊群跟前才看到我就蹲在羊群中。我告诉妈妈蹲在羊群中间感觉风要小些，暖和一些。妈妈心疼地说：你站着也比羊高不了多少，还知道蹲在羊群中“暖和”。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妈妈瞭不见你就“没好心了”（出事了）。我要妈妈回去，可她放心不下，硬坐在我跟前不走，我怕妈妈冷，就用放羊铲挖沙蒿拿到明沙地上烧着了烤火。
在我独自放羊这20多天中，努力遵守父亲的做法，但有两件事没做好：一是给小羊羔嘴里、眼里弄进沙土。冬羔开始生产后，羊倌在羊出坡时要将可能当天生产的母羊留在圈里。可常有发现不了的，就要在野外产下后用羊袍将小羊羔背回。母羊产下羔后用舌头往干舔，然后就要有人把羊羔抱起来，将嘴放到母羊的奶头上让它吃，不然就可能造成“忘奶”。这些“程序”我都知道，但“操作”起来就很“笨拙”了，往往使小羊羔的嘴里、眼里沾上不少沙土，羊主家有意见是自然的。有的不说了，有的则骂，妈妈就去给人家“说好话”；二是一天傍晚饮羊时淹死一只羊。当时饮羊是在一个离村不远的天然水泡子里。冬天水泡子结冰后，每天都要用羊铲将冰敲开让羊喝。随着气温降低，四周冰层增厚，水泡子中间就形成了一个冰窟窿。那天一只绵羊低头喝水时滑到了冰窟窿里，我尽力往出拽，可本来就力气小，再加上冰滑，心里又害怕，没拽上来，羊被淹死了。我将羊群赶回村里战战兢兢地告诉了羊主家，叫人去将死羊捞了上来。根据当地的“惯例”，只要有羊的尸体在，甚至被狼吃后只剩下部分尸体，都不要“羊倌”赔偿。但羊主家骂骂咧咧是少不了的。我在羊主家面前说不出话来，见到了妈妈“委屈”得直掉泪。妈妈用手摸着我的头，反复给羊主家说好话。回到家里，妈妈一边揩我身上的冻冰泥土，眼里不停地流泪。妈妈坐在炕上了，我就趴在妈妈腿上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减租反霸开始后，工作队员多次到我家“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们家与工作队员渐渐地熟了起来。我晚上放羊回来常参加工作队组织的学习、唱歌等活动，早上还按工作队要求到路口查问生人的路条。1952年搞土改，农会指派父亲出民工，那群羊转给了村里的张五仁放。妈妈常参加工作队和农会的活动，有时我也跟着去。特别是诉苦会给我的印象很深，工作队员说“有苦诉苦，有冤申冤”，有“共产党、毛主席给做主”，不要害怕。
清明过后，张五仁来找妈妈，要我给他“打伴子”（当小羊倌）。因为青草刚露出地面，味道很浓，但羊吃不到多少，而枯草又不愿吃了，所以就到处跑着寻找青草。这叫“跑青”，他拦不过来。经商量，打伴子40天，付我5块钱和一块毛巾。那个张五仁不够厚道，经常是他坐着，让我四处拦着。特别是有一次下了大半天的雨，他自己披着雨帽，而我穿着一件烂皮袄挨雨淋。天黑回到家里后，妈妈又心疼又气愤。一边挤皮袄上的水，一边含着泪骂张五仁“不仁”，说他怎忍心自己顶着雨帽而让一个娃娃挨雨淋？！妈妈说：“娃娃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哪怕你让他将皮袄翻穿上（羊皮板着水晾干后发硬一弯就折，而毛朝外雨水可顺着毛往下流，皮板湿不了）”。可妈妈心里也清楚，雨帽是掌柜的按惯例给羊倌配的，而我是张五仁掏钱雇来的，并未约定下雨时怎么办，只好忍了。
后来，我和张五仁的“摩擦”多了起来。绵羊到春天新毛慢慢长出来，而旧毛被慢慢顶松了。在羊主家剪羊毛前，他就要我将羊拦住，而他从绵羊身上薅毛。我就不干，他拦羊我也拦羊，他薅毛我也薅毛，他怎么说、怎么骂我都不管。张五仁气得咬牙切齿，举着放羊铲高喊：要不是土改了，光打你，多少根羊铲把都打断了！他还到掌柜那里给我使坏。一天，突然发现给我带的干粮少了一半多（一个固定的小布口袋，两头口上串着一根绳子收口后斜挂在身上，每天一碗炒米为午饭），一问才知道是张五仁的主意，说我不好好放羊，要羊主家少给我带点干粮。我气愤极了，特别是我原来每天都要省下一点，晚上回来给不到3岁的弟弟吃。我身底下已夭折了两个男孩，所以弟弟就成了妈妈及全家人的宝贝。那天晚上回来，弟弟又和往常一样满怀期待地跑到炕沿边等我给他炒米吃，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此后我就和张五仁“硬干”了。羊出坡后，我就跟在他后边走。他让我走快点，我就说饿得走不动了，他骂我一句，我也骂他一句。欺软怕硬是普遍规律，过了两天张五仁就不得不告诉羊主家：还是带一碗炒米吧。
40天打伴子结束了，张五仁5块钱给了，但那块毛巾死活不给，理由是我打伴子不听话。妈妈的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厉色地盯住质问张五仁：原来说定我儿子给你打伴子40天少一天没有？张五仁说没有。妈妈说，那你就非给不可，少一根线也不行。张五仁还胡搅蛮缠，叫嚷他要是给了这块毛巾就不再姓张。妈妈找了农会领导，说明了情由，农会领导批评了张五仁。张五仁不得不给了毛巾，妈妈手拿这块毛巾在村子里当着众人的面，一边晃一边取笑说：张五仁从今天起不姓张，姓田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妈妈昂首挺胸说，新社会了，我能给我娃娃做主了！我从小亲妈妈、爱妈妈、一步也不愿离开妈妈，而到了这个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妈妈真了不起！从而发自内心敬佩妈妈。
妈妈深信“养儿要用千张纸”；失学一年后妈妈说“只要不到万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考上了大学你就去念；“咱再穷他五年”。
从我记事时常听妈妈说两句话：养儿要用千张纸，养女要费千条线。意思是说，做父母的，要培养儿子多读书，而女儿则要练就一手精巧针线活才算抚养成人。对女性的这一封建观念，我家祖辈、父辈均认同，而对让儿子读书这一点则有不同说法。
据说，在我曾祖父那一辈曾有一本家叫田红，读了一些书，但由于嗜睡而一事无成。由此留下话柄：读书没用。而妈妈则常说起少年时就去世的二舅，说他比大舅、三舅都懂事，原因就是念了书，知书达理。说二舅晚上睡觉前要读书，早上起来就背书。妈妈说不清二舅读书读到什么程度，但常听妈妈说二舅背诵《名贤集》。妈妈还说二舅有空就帮大人干活，对兄弟姐妹都忍让，特别说二舅很孝敬老人，因此二舅的早逝对姥爷一家打击特别大，妈妈的奶奶心疼得常常不由自主地发出悲伤的呼唤。
我亲眼见到读书是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那是1949年冬，当地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村里有个“堂院”，实际是神父办的学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着书从那里出入，当地叫做“上书房”。有时赶上那里上课，我就悄悄站在窗外听里边的读书声。从那时起我就向往着有一天也能够进“上书房”。
可我们家太穷了，又四处流浪。达拉特旗土改比土默特右旗还晚，且什拉胡同村方圆几十里内也没有一所学校。1952年土改后，同院范里权家来了一位识字老人，经妈妈同意，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用给范家砍沙蒿作柴烧，来换取老人教我们认字，就是拿一个器具，盛上沙土，用柴棍在土上写字。就在这时，听说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我就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想读书的愿望。
当地土改时有个政策，就是农民要从牧区迁到农区种地，耕地要从30里以外的黄河沿岸分，但何时能分下要等待。为了我读书，我家于1953年春节后赶着土改时分得的一头驴，驮上仅有的一点“家当”，再次来到竹拉沁村。开春后在舅舅家的土地边种了些荒地，我给人家放了一夏天牛。9月1日，与二姐一同上了竹拉沁小学一年级。1954年秋天，学校决定我和二姐“跳班”上三年级。就在这时，达拉特旗刘五圪堵村给我家分了25亩耕地。父亲首先考虑第二年春天的耕种。当时我家的情况是：父亲有腿疼病，耕畜仅一头毛驴。且人缺口粮、毛驴缺草料。据此，父亲就决定我和二姐停学参加劳动。在妈妈的力主下我还是上了三年级，但到了1955年春节后，父亲就不让我上了。是啊，父亲盼望了半辈子的土地分到了手，当然要克服各种困难来耕种，当时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我虽只12岁，干不了多也可干个少啊!看得出妈妈当时是两难的心情，她没吭声；我则是“只做不说”。开学后我照例去报了到、领了书、去上课。
后来，父亲从离竹拉沁村不远的南窑子村借了一头母牛，与我家的毛驴“合犋”组成一付犁杖，条件是我给人家放牛。清明过后的一个早上，父亲要我去南窑子村放牛。我知道这回没办法了，只说等到学校将书取回来再去，但父亲让我当时就去。无奈，我跟着父亲一边哭一边往南窑子村走……大概是由于心情复杂，妈妈始终未说一句话，我想她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在掉泪。我的班主任常俊德老师得知后专门来我家，试图说服父亲让我继续读书，但父亲最清楚家里的处境。事后听妈妈说，常老师也是流着眼泪离开我家的。
我三叔是毡匠，六七月间带着扞毡家什从准格尔旗来到我家。这时的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书，一肚子不痛快。三叔听后要我跟他去扦毡子。当时，父亲和二姐到刘五圪堵村将25亩地分夏田、秋田种上后，全家也从竹拉沁村搬到了刘五圪堵村。我扔掉了放牛棒，跟三叔背着家什在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等地走村串户扞毡子。
三叔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担水、烧水、扫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动做。特别是一家一户送来的羊毛我都要看有无杂质、称分量，问清要求，并一一记下来，还要在头一天安排第二天在谁家吃饭。毡子扞好后交给主家，将工钱算好收回后交三叔。我当时个子比较矮，人们说我是个碗大的毡匠。但几乎都说我应该念书。达拉特旗何家圪堵村有个叫杨河的老人，曾在傅作义的部队干过，属起义人员。老两口反复向三叔说应该让我去读书，不要“枉”了孩子。三叔对我很满意，一说我“宁可身吃苦，不让脸吃苦”。这是陕北的一句俗话，意思是说我宁愿多受点累把活干好，也不愿因不干或干不好活而受人数落。二说我记账、算账很利索。
这些话也都传到了父母的耳朵里，他们对我的失学更加无奈和后悔。195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学上三年级第二学期，妈妈还表示：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从此，我先后上过三个小学、两个中学，直到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间，我家的基本状况是：父亲一直有病在身，不仅不能以整劳力记工分，还常需花钱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个整劳力，而上学不仅不能劳动挣工分，还需要花钱。对此，作为长子的我内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梁”的妈妈倾心支持，我不要说读大学，连中学甚至小学也不一定能读完。在我读书十几年中遇到的所有艰难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过来，无论物质上、精神上，妈妈都是“顶梁柱”。
1958年冬，给生产队放羊的父亲大口吐血，医生说是肺结核。扛不过去了，注射了几支链霉素有了好转，但实在没钱继续治疗了。为了相互照应，1959年春节后，二叔将我们一家迁到了他所在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乌加河公社天仓圪旦村。父亲一直在病中，不久两岁的小弟弟夭折了。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妈妈仍支持我到五原县一所农村小学读六年级最后一学期。要高小毕业了，我觉得难以再上学了，生产队也希望我回队里当会计。可学校决定保送我上初中后，又是在妈妈的力主下跨进了五原县第一中学的校门。三年困难时期，班里同学多数离校了，而妈妈则说再苦也要念下去，除非领导说不念了。1962年，我要初中毕业了。由于国家困难，全地区仅只招三个高中班，五原一中不招了。为此,除考试分数线外还规定了一条年龄线，即超过18周岁的不招，而我已超过19周岁。我已死心塌地准备回家务农，照顾父亲了，只是由于我任班团支部书记，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常外出，就要我领着全班同学复习。为了稳定人心还要我也参加考试。让我没想到的是竟被杭锦后旗第一中学(今奋斗中学)破格录取了，离家240里路。
对此，我确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还在犹豫的时候妈妈说话了：让你念就念，反正有妈两只手。我按规定从生产队领了5个月的口粮交到五原县粮库，县粮库给杭锦后旗粮库开了手续，学校给了我助学金。我就这样读完了三年高中。而这三年家里的基本状况是：队里分得的口粮加上每人一份自留地基本能吃饱。妈妈一年挣100多个工，父亲身体稍好些时就给队里放羊或给场院下夜(打更)，也能挣百十来个工。可所有工分加起来也不够4口人的口粮钱。这一处境逼出了妈妈一个新的劳动本领：缝皮衣。爷爷早年做过皮活，父亲也曾帮爷爷做过羊皮的熟、晾、钩、铲等工序的活，但剪裁和缝纫从没做过。爷爷年岁大了，就将这套皮匠家什交给了父亲，但未用过。我至今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起来的。她比着皮衣的前襟、后襟、两袖子、两裤腿等都剪成纸样，再照纸样很细心地拼对皮茬和毛的色样等，解决了皮衣裁剪的问题，缝相对要好办些。妈妈先给我缝了一领山羊皮袄，中间有几次缝了拆、拆了再缝的“返工”。这领皮袄缝成了，妈妈也“练”成了“缝皮匠”。妈妈靠这一新的本领，每年冬天能挣大几十块钱，对解决家里这一时期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妈妈付出的辛劳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我1963年放寒假回到家，一进门看见妈妈正坐在炕上缝皮衣，妈妈抬头时我发现她瘦了许多，脸色也很不好，鼻子不由地酸了。而妈妈看见我后却立刻精神了起来，一边说“我的儿子回来了!”一边放下针线起身下地。原来，妈妈入冬后感冒就未断过，除了咳嗽有时还头疼，而且一头疼就吃不进东西。可她吃上个去痛片，躺下歇一会儿就又坐起来缝皮衣。这一幕“镜头”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来就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有谁能理解我那妈妈的心啊！
1965年夏，我要高中毕业了，可父亲又犯病吐血了。课程上完后，我借了同学家里一辆自行车，一天骑了240里路赶回家。父亲到公社卫生院打了几针、躺了几天已好些了。公社领导对我家的处境很同情，王虎高副社长建议我毕业后回公社办农业中学，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顾父亲。是啊，怎么办呢？我回学校后和班主任齐茂成老师讲了情况。齐老师是校党支部委员，还给我们带政治课。他对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他还是很认真地说：贫下中农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还不够，必须要在文化上翻身。党的精神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你一定要参加高考。于是，我参加了文科班复习，学校和齐老师对我一直很关心。但我心里常牵挂着父亲的病和妈妈的艰辛，所以内心里确实是“两种准备”：考上好，考不上也好!
高考后学校组织同学劳动，我就带上行李回家了。临走时五原的几个同学约定，8月15日在县邮局碰面，给学校打电话询问高考情况。我们5个同学按时到了，并凑钱打了电话，得知只收到我的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几个同学都为我高兴，而我在高兴的同时，原本已比较踏实的心又忐忑起来。回家给父母弟弟一说，全家又喜又忧。考上了大学，又是首都的大学，不仅祖祖辈辈没有过，就连我也没敢多想。如今考上了怎能不高兴？但也确实很为难。且不说父亲有病，家里生活困难，就连我去北京上学的衣服和路费也没有啊!更何况公社正在根据上级部署筹办农业中学，有意让我负责。这是个可按月拿工资的工作，对于当时的我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天，我和妈妈赶着驴驮着一口袋小麦去加工面粉。快要加工完的时候妈妈突然问我：“上大学要几年？”我说5年，妈妈便斩钉截铁地说：“你去上吧，咱再穷他5年!”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感觉到这是妈妈考虑两天后的“决定”。我觉得眼前亮了，脑子里的思绪清晰了，全身有劲了，心气也足了。妈妈将我秋天穿的外衣又缝补了一遍，然后买了袋煮黑(染料)染了一下，“统一”了颜色。在公社李子玉书记的支持下，县文教科补助了路费，信用社贷了35元款，我带了25元于8月26日踏上了赴京上大学的路程。
咱在家，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咱在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分里外，知好歹，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对那些不把自个儿当人看的人。他有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的很多地方口头语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如我从记事起就听妈妈常说：“鞋新鞋旧利落点儿，穷来富个质骨点儿”，意思是鞋不论新旧都不能走样，人不论穷富都不能没有骨气。小时候只是觉得说起来很上口，听得多了，特别是随着逐渐长大、经历的事情多了，才慢慢体会出其中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来,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妈妈说我从小就“多嘴”，特别爱向妈妈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尽管我问得很幼稚，而且由于不能全听明白而反复地问，妈妈却没有一点“不耐烦”，有时哈哈大笑也充满爱意。她常常是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比山说水地反复给我讲：比方你脚上穿的鞋，从新鞋穿成旧鞋，它的基本模样始终是一个：底是底，帮是帮。这才能穿在脚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还是帮，都得钉补，不论底掉了、帮倒了。就穿不在脚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妈妈说，咱现在穷，吃糠，吃野菜，穿得烂，挨饿受冻，但咱在家里，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谁，分里外，知好歹；咱无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负)的不吃……这样，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样的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遇到不顺或有权势的人就点头哈腰当孙子，自己的脸面早就丢在一边了；而一旦得点势，就连爹娘老子也认不得了，见了平常人眼睛总是朝着天看。这种人说话做事，想的都是他自个儿，特别到了“事头”上，不是乱咬就是乱吹,不是拿就是讹，没准头，没良心……时间长了，谁还能把他当人看？这种人有金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这样“说人”，也这样“做人”，且天长地久。在家，妈妈总是先人后己、尊老爱幼。当地早饭多为酸粥。妈妈总是先给父亲和我们盛，剩下的往往比较少了，她就加点米汤用锅铲子将锅旁锅底铲一遍，不管多少、稀稠就是她自己的早饭。姥姥去世早，姥爷每年冬天都要来我家住些天，妈妈一是让姥爷睡在“热炕头”。那时我家的炕经常是只靠烧柴做饭取暖，一到冬天就只有靠炉灶的炕头热，越往后越不热。加上铺盖少，睡热炕头就成了家里的“最高待遇”：二是尽量做点顺口饭给姥爷吃。土改后，我家每年喂口当年猪（春天买猪仔冬天宰），养几只鸡，有时还养几只家兔。杀猪后，比较能多放些时间的骨头和头、蹄等，尽量等姥爷来了吃。夏天姥爷来了总要给杀只鸡或兔子，而且头顿是全家人吃，给姥爷要留下后顿。记得弟弟到七八岁时，想吃点好的就调皮地对妈妈说：姥爷要来了!有时妈妈还真被“骗”了。弟弟成家后有两儿一女，对女儿意重。有人说起来，他就笑着说是为老了能睡上“热炕头”。妈妈对待奶奶自然比不上对姥爷那么亲，但也是辈分分明，礼数周到。1971年秋，我和爱人带着几个月的女儿回到家里，一家人都很高兴。父亲赶着毛驴从20里外接奶奶来我家。妈妈嘹见奶奶来了，远远就迎上前去热情地问候：妈妈来了？妈妈常说：亲从亲上来，不亲要从礼上来。
在家外，妈妈确信世上好人多，凡她走过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在旧社会，妈妈不仅有很多一起受苦的朋友，还能与有的掌柜家老太婆成为“朋友”。我至今记起有两个有钱人家的老太婆称妈妈“你嫂”(即她孩子的嫂子)，说妈妈干什么活儿像什么样儿，对别人的东西连边也不沾。妈妈常意外地得到同情和关照，土改时农会给困难人家发救济粮，父亲出民工了，妈妈有身孕，农会发给我家一些糜米后又加了一点谷米，让妈妈坐月子时吃。妈妈常说，咱给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给咱十五。妈妈特别同情有困难的人。在农村“大锅饭”时期，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农民吃饱肚子还是有保证的，经常有外地到那里讨饭的人。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来了一个讨饭的。妈妈刚端起饭碗就下地给开门，听了诉说后顺手就将自己的碗筷递给讨饭的人吃，走时又给了些土豆。有人说妈妈不该将自己饭碗给讨饭的人吃，妈妈却说：都是人，都是嘴，有甚不能的？！
也有人说妈妈脾气不好，主要是因妈妈不愿受欺负或对看不惯的事常表示不平。妈妈是个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她既敢于据理抗争，又知恩图报，特别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将仇报的人。我头脑中“毛主席大救星，共产党爱穷人”的观念根深蒂固，首先是土改时从妈妈嘴里听到的。在我的记忆中，解放以后，妈妈从来都说现在生活好。即使在困难时期和“文革”中受苦、受委屈，她骂的只是有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不像共产党。是啊，是减租反霸工作队和农会发给我家救济粮和救济衣，开始能吃饱穿暖；是土地改革使我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是国家免学费、助学金使我读了书……所以，妈妈经常教育我们多会儿也不要忘记共产党、毛主席对咱的好。妈妈对所有的人也都是这样。困难时期，见到了曾经深夜为父亲请大夫的胡喜大叔，妈妈热情招待，走时还给带了吃的：1959年春大队支部书记刘二才交待卫生院及时给父亲治病。妈妈经常要我们记住这样的好干部：公社书记李子玉支持我上大学有恩，“文革”中挨批斗在广播中播放，李子玉哭着“检讨”，妈妈哭着听；在亲戚中，多数对父母不顾困难供我和弟弟读书不够支持，二姑却借给我们30元钱。妈妈按时还了钱，还要我们一定记住这个好。二姑已87岁高龄，我和弟弟有机会就感恩……
妈妈最痛恨没良心的人，最典型的是经常骂林彪。“文革”中，我们村家家都装了小喇叭，妈妈就是从广播中听到毛主席对林彪的好和林彪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行。妈妈说林彪“人心没足”，骂他的良心被狗吃了，而且也从言语中看出她特别鄙视林彪这一类搞阴一套阳一套的小人。
我参加工作了，妈妈一直帮我们带孩子，还尽力做些家务。妈妈对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个说法，好像有着天然的“顺劲”。中央决定我去西藏工作，妈妈听到长期在那里会对身体有害的议论后，有担心也掉过泪，但她说天塌对众人,那里的那么多人也都是娘生的，人家能活咱就能活。她对到家里看望的西藏同志说，我的儿子有共产党关心，我放心的。妈妈从未要我利用职务之便办家里的事。我到北京工作后，有同志偶尔得知我两个姐姐仍在农村种地表示不理解。其实，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也是我调两藏工作后中组部决定从巴彦淖尔盟调去照顾妈妈的。
妈妈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们的一些说法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说法。我任副省部级干部时间比较长了，不免会有人说些“应找找人，活动活动”的话。有时我在场有时我不在场，而妈妈却总是说：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扬名留后世的事”。我们陕北农村流传很多民间谚语和故事，妈妈常讲给我们听。这些故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鞭挞那些欺上瞒下，一心为自己捞好处的昏吏贪官，颂扬那些敢为民做主、能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所以，在妈妈看来，不管职务高低，能为民做主、为民办好事才是好官，老想着当“大官”就很难能把心思全用在为民做事上。这些话从我当小“官”开始妈妈就说过。对这些观点我都很赞成，也从未有过“找人”、“活动”的事，但同事们却觉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十分赞同。上世纪90年代，周惠同志由于修房子住在西直门的女儿家里，他在六层我家在十层。周惠同志当时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我们上班时他有时就乘电梯到我家与妈妈聊天。妈妈把这些话也给周惠同志说了，周惠同志说妈妈是“农民政治家”。
妈妈用慈爱、勤劳、坚强、正直“呵护”了我50多年。有道是“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妈妈留给儿女们不尽的思念，也是永远激励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用忠诚和尽力对待党、对待国家、对待社会；用尊重他人、尊重自已的原则对待亲戚、朋友、同志；用言传身教传给后人。
责任编辑:江波
返回首页
QQ客服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