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铁骑》上（电视解说词）——卫建章撰稿

　      说明: 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内蒙古电视台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草原铁骑》，海龙担任总导演，卫建章应邀撰写解说词并担任导演。该片播出后获社会广泛好评，在电视台先后播放十几次，先后获国家和自治区5项大奖。
     第一集   建立武装
     这规模宏大，阴森恐怖的地下坑道，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城市防空设施，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内蒙古东部的海拉尔市郊修筑的一处军事工程。万余名中国劳工被迫在这里施工，在工程结束后又被秘密处死。嶙嶙白骨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对内蒙古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在日军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危亡之秋，却对侵略者奉行不抵抗政策，短短几个月即断送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后来，他虽被迫同意抗日，而他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仍推行大民族主义政策，使长期以来受尽大民族主义压迫的蒙古族人民继续蒙受了极大的屈辱。
     广大蒙古族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封建上层的压迫下煎熬……一些进步青年则奔赴延安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或拿起刀枪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万万中国人民度过了8年的漫漫长夜之后，终于得到了解放。生活在祖国北部边陲，在日军侵华期间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大民族主义多重压迫的蒙古族同胞，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尤为高兴。
     古老的蒙古民族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几百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他的铁骑，曾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壮举。几百年来，蒙古族人民为本民族出现了成吉思汗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英雄而无限自豪；在抗日战争胜利，摆脱日本侵略者压迫之际，蒙古族人民更加怀念自己的民族英雄，追慕成吉思汗的不朽功绩。实现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复兴，成为抗战胜利后蒙古族各阶层共同的呼声。
     克力更（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委副主任）:“日本投降以后，全国人民都高兴，特别是少数民族，蒙古族，高兴得就象火山爆发一样的。总的来讲，大家都觉得是个大的机遇，振兴蒙古民族的机遇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来了。上层人物，大部分是高兴，但是有点顾虑，过去的生活和地位能保持得住吗?保持住最好，是这么些想法。中层这些人没有那么高的生活待遇，所以与他们比较更积极一些。劳动人民，那真是无所顾虑，一往无前。”

      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又如何呢?
      王再天（蒙古族，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以后，在内蒙古地区当时国民党部队没有进来，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也没有到。这时候，旧政权垮了，新的政权没有出来，所以那时候成了真空地带。”
     在这种形势下，蒙古族各阶层人人都在思考着蒙古民族未来的命运，而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前途更为关心。
     张枫林（蒙古族，原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时为青年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和全国一样，都是普天同庆，欢欣鼓舞，特别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特别高兴。当时我们青年学生虽然年纪小，接触社会面不多，但是我们也思考着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打倒了，日伪殖民统治是没了，但是这个民族问题怎么解决呢?思想处于矛盾和徘徊状态。”
     赛音（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体委副主任，时为青年学生)：“当时很年轻，那时候我们一些青年人讨论蒙古民族怎么办的问题，各种想法都有，当时时局发展……将来怎么办哪?都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当时的蒙古人都在考虑蒙古人应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对共产党还不太了解。”
     这种情况下，规模空前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在内蒙古兴起。
     位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北部的兴安盟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市，原称王爷庙，由原札萨克图旗郡王于清朝康熙年间在此修建一座家庙而得名。几十年来它一直是内蒙古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伪满州国时期，日本人在这里驻扎军队，实行殖民统治，当地人民饱受苦难。日本投降以后，这里又成为内蒙古东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1945年8月18日，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为首的进步人士和部分旧官吏、青年学生代表在王爷庙召开会议，宣布重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许多蒙古族热血青年闻讯从各地汇集于王爷庙，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1946年1月16日在兴安盟葛根庙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会上宣布成立东蒙古人民自卫军，并首先在王爷庙组建起骑兵第1师。
     在内蒙古西部苏尼特右旗，个别曾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搞过所谓“蒙古自治运动”的伪蒙疆政府高级官员，于1945年9月9日成立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妄想在整个内蒙古恢复其独裁统治，因而在抗战结束不久即乘虚而入，组织党部，建立光复军，勾结土匪，收买扶植代理人，并向内蒙古西部的绥蒙解放区发动进攻。内蒙古同全国一样，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

     以解放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关心蒙古民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1935年秋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即看到了与陕北相邻的内蒙古人民遭受国民党大民族主义残酷压迫的现实。12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号召蒙古民族坚决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1941年，中共中央又在陕北创办了民族学院，专门培养各少数民族先进青年。一批批少数民族青年穿过敌人封锁线，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岁月。
     牛兴华（延安大学教授）：“中央到陕北以后，对教育特别重视。1939年7月就开始筹办陕北公学，在陕北公学的招生中，对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培养特别重视，当时就设立了少数民族民族部。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乌兰夫当时是教育处长，后来当了民族学院副院长。在整个学生里边，蒙族学生占了40％。这一部分同学经过培养以后，大多数的同学回到了各个民族地区、民族集中的地区。”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少数民族要解放，同样离不开武装斗争。特别是有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大民族主义压迫痛苦经历的蒙古族更需要有自己的武装，这是蒙古民族获得解放的重要条件。1945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中，在讲到民族问题时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话语不长，却实实在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凭借绝对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积极抢占城市和战略要地，企图最终消灭共产党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领导人慧眼独具，把目光投向了工业基础相当深厚的东北地区。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根据这一指示，11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陆续挺进东北，开始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地域辽阔的内蒙古位于大东北以西，对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廷懋（蒙古族，原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苏联红军撤退以后，国民党进攻东北，那西边一大片都是内蒙古，这个地方要不稳妥，那问题就很大，中央一再指示，内蒙是东北的后方根据地，而且当时还是背靠苏蒙的交通要道，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国民党不能占这个地方。这是个大问题。”
     王再天（蒙古族，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因为这一块地方（内蒙古东部区）谁占领对于东北的形势都非常重要，它是侧后方。所以，谁占领这个地方的话那谁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取得了优势。”
     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明确指出了内蒙古在控制热河和察哈尔省、建立东北根据地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提出了在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放手发动与开展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等政策。
     为了使内蒙古成为东北根据地的可靠后方，并实现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王铎、刘景平、孔飞等在延安工作和学习的百余名蒙汉族干部奉命北渡黄河，陆续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并任命乌兰夫为绥蒙政府主席。
     10月初，乌兰夫与奎壁、克力更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到达苏尼特右旗德王府，通过与“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和方面人士交换意见，顺利改组了这个所谓“政府”，不久，这个“政府”自行解散。为了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具体部署，乌兰夫等抓紧进行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

     这时，在内蒙古东部，八路军西满军区和冀热辽军区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工作。很多蒙古族青年通过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开始主动地向共产党八路军靠近。
     赛音（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体委副主任，时为青年学生）：“日本投降以后有一段，苏联红军刚进来，国民党还没有进来，后来不久八路军就过来了，先进来赤峰。当时关心蒙古人民命运的人也都集合在那个地方。我参加过那个会议，八路军的老干部讲了关于共产党对少数民族问题怎么解决的，这都很新鲜。后来才听说，当时也见到这个共产党里头也有蒙古人，原来是不大知道的。噢，共产党里头也有蒙古人!这个时候才明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蒙古人想要得到解放的话，必须依靠共产党。”
     1945年12月，国民党辽北第6中队司令马海泉部千余人占据兴安盟突泉县城，并将八路军干部、共产党员胡秉权关押在监狱，东蒙古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思根得讯，亲率王爷庙民警总队和科右中旗旗大队前往营救。在要求马海泉立释放胡秉权并保证其人身安全遭对方拒绝的情况下，阿思根指挥部队夜袭突泉，将胡秉权营救出狱。
     罗旺扎布（蒙古族，时任王爷庙民警总队中队长）：“我们为什么把一定要救胡秉权做为一个重要任务呢?八路军来以前有些人知道八路军对少数民族好，所以我们就跟八路军感情上接近，大伙儿听说胡秉权被扣押了，要去救胡秉权，部队情绪就很高。”

     今属河北省，原为察哈尔省省会的塞外重镇张家口，因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为兵家所必争。日军侵华期间，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和伪蒙疆政府、伪蒙古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机关进驻张家口；而由于晋察冀中央局这一时期直接指导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开展，所以张家口与内蒙古又有了因缘。
     这座位于张家口民德街的建筑，原是伪蒙疆政府的办公处。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大概没有想到，在日本垮台仅仅3个多月之后，由共产党帮助和领导的一场内容全新的民族自治运动由这里开始。1945年11月26日，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隆重成立，乌兰夫当选为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联合会下设军事部，负责组建和领导军队的工作。乌兰夫兼任军事部部长，王再天任副部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正式树立起来。

     在国民党积极向内蒙古地区发动进攻的严峻形势下，身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在蒙古族抗日武装新三师工作、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的乌兰夫，这一时期无时不在考虑着尽快建立一支革命的民族武装以反击国民党进攻，保卫内蒙古人民的利益。
     克力更（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委副主任，时任自治运动联合会宣传部长）：“关于武装的建设问题，乌兰夫同志着重地讲：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武装建设成为一支政治上明明白白的、头脑清清楚楚的、有目标、有理想的这么一个听党的话的队伍；武力上发挥咱们民族的传统，勇敢打仗、战无不胜；在行动上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人民打成一片、一条心的人民的子弟兵。有这么一支队伍，听党的话、政治上清楚、作战上勇敢、又跟人民一条心，走到哪里人民拥护，这就战无不胜了。要建设这么一支部队。”
     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乌兰夫所作的报告中，对将要组建的内蒙古部队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阐述。他指出，  “在军事上要组织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具体任务是“肃清境内的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革命的社会秩序。”
     寒峰（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咱们这个地区步兵走不动，走一天也没有多少人家，步兵走嘛那得大兵团，给养跟得紧紧的，那骑兵有好处，机动，快。1个骑兵就等于3个步兵啊。党组织、中央都是希望这个地区搞骑兵。”
     中共绥蒙区委、绥蒙军区，对建立革命的民族武装十分支持。早在1 9 3 8年就带领部队在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一直在绥蒙地区工作的汉族红军干部、绥蒙军区司令员姚    等人在乌兰夫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期间，即与蒙古族老党员李森、寒峰多次研究组建蒙古民族武装问题，并派从延安回来的寒峰去做起义的伪蒙古军第18团团长李秀山等人的工作。
     寒峰：“我跟他(李秀山)敞开谈了一下，他不知道我到过延安。我把这情况给他讲，他说了个什么话?老弟，听你的，你是从延安来的，他们相信不相信咱蒙古人?我说相信。乌兰夫是不是蒙古人?我是不是蒙古人?我说你也是蒙古人，咱们10来年没有见面了，咱们见面了，咱们敞开谈，你有什么想法都谈。这就闲聊的比较广一点，情况介绍得多一点。最后，他拍着大腿说：嗨，老弟，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我说那好了。”
     1946年1月，以李存义、李自勉、齐峻山等3支蒙古族抗日游击队和李秀山等起义的伪蒙古军部队在集宁正式组成蒙古骑兵独立旅，随即又开到张家口地区进行整训。
     郝秀山（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蒙古骑兵独立旅）到了张家口以后，经过训练、补充，配备了不少从延安上来的一些老同志、蒙古同志，团里都配备了政委，连里配了指导员，这都是从延安来的一些老同志、蒙古同志。”
     寒峰：“成立了一个党总支，李森任总支书记，我的副书记。那个时候党员就4 0来个人，大部分都是从延安上来的。从乌兰夫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有了武装，就是这个部队。”
     万事开头难。这第一支部队虽然还需锤炼，但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指战员们相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队伍必定会在不断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
     在蒙古骑兵独立旅组建期间，在日本投降前夕，由1925年入党、长期隐蔽在伪蒙古军中工作的乌勒吉敖喜尔发动起义的伪蒙古军第9师官兵，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整训3个月以后，第一批128人于1945年12月回国，进驻锡林郭勒盟，并当即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乌兰夫和晋察冀军区领导确定这支部队番号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暂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
     武能齐（蒙古族，时任内蒙古人民游击队参谋长）：“游击队组建起来以后，晋察冀军区给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张家口到蒙古的交通线。除了保卫交通线以外，我们还有治安任务。敌人流窜进来以后，危害我们的交通线，所以治安还要剿匪。”
     蒙古骑兵独立旅和内蒙古人民游击队后来一直活动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并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草原劲旅。

     1946年初春，内蒙古东部地区还处于冰封雪冻的季节，这时东蒙古自治运动正处在非常重要的关头。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成为东蒙各派力量争论的焦点。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西满军区，对东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十分关切，不断派人到王爷庙联络进步势力，开展宣传工作。
     1946年1月25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邀请东蒙古自治政府内防部部长阿思根到辽源，经过会谈，商定了被后人称之为“吕阿协定”的解决东蒙自治政府与西满共产党、八路军军政关系的暂行办法，其中军事方面，在作战时双方配合；对土匪武装联合剿除。会谈之后，吕正操司令员、李富春政治委员对所属部队发出指示，要求西满各地军政领导以此为原则处理与东蒙古自治政府、东蒙古自治军的军政关系，并尽力协助和支持阿思根建立东蒙古自治军。之后，阿思根南下哲盟组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2师。此时，国共两党停战协定虽已签订，但国民党军并未完全停止向内蒙古地区的进攻。
     赵石（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中共辽西省委东蒙工作团团长）：“阿思根到（哲里木盟）南部去视察，把（东蒙自治军骑兵2师）各团组织起来以后。他就发现，国民党是进攻的，他不管你汉族区蒙族区，同样进，蒙古区是保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阿思根觉悟了，没有八路军，不跟共产党合作，蒙古自治没有前途。阿思根要求西满分局跟辽西省委同意，把哲里木盟委托给辽西省委，叫做代管；部队归西满军区指挥，要求我去担任骑兵2师政治委员。西满分局批准了。”
     3月1日，西满军区又应东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派出胡秉权、黄文飞等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到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1师担任师、团政治委员。要八路军派人到东蒙古自治军担任政治委员，这是东蒙古自治政府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的重要步骤，也是难能可贵的一步。
     曾任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王府梅林和伪蒙古军第8师团长的和子章，在当地颇有影响。1946年3月任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4师师长。这位起初因对八路军缺乏了解，其部曾对进驻昭乌达盟的八路军新收编部队进行阻挡的指挥员，一旦认清了共产党八路军是蒙古民族真诚的朋友，便坚决地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并带领部属沿着共产党指引的民族解放的道路走了下去。
     在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1、2、4师组建前后，在纳文慕仁盟(即今呼伦贝尔东部以扎兰屯为中心的地区）和卓索图盟(即今赤峰市境内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以及内蒙古区外的郭尔罗斯前旗等4旗也陆续组建起一支支以蒙古族为多数的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目的的民族武装，这些部队有的从组建之初就主动与当地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接触，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与了解。
     王海山（达翰尔族，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时任东蒙自治军骑兵第1师团长）：“咱们内蒙的蒙族跟其它少数民族，也应该求得解放。靠谁解放，那时候就考虑，只有靠共产党才能解放，靠别人是不行。咱们这个少数民族不是没有靠过呀，军阀来了你不靠也不行，国民党你不靠行吗?都靠不住。最后知道都靠不住。那靠谁呢?就靠共产党！”

     1946年3月，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民族武装总数已达近万人。当时正积极部署抢占东北的国民党要员，对东蒙古自治政府和东蒙古自治军与共产党、八路军的接触十分恐慌，不断派人对东蒙古上层人士和军队进行利诱、拉拢，千方百计地要将这支数量可观的民族武装拉进自己的阵营。在此关键时刻，由乌兰夫派出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工作团部分成员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共西满分局驻地郑家屯，受到中共西满分局李富春等人的接见。
     克力更（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委副主任，时任东蒙工作团副团长）：“我们给他（李富春）一汇报，我们来了怎么回事……，他说：哎呀，正等你们呢，太好啦!他说，你们知道，东北历史上是挺重要的地方，但现在更重要，好好把这个地方建设好了，对解放全中国有很重要的意义。现在碰到一个困难：蒙古族有好多军队，他们过去由于日本铁壳式的统治，交通堵塞、断绝，对八路军、共产党有很多不了解。你们来的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们的任务很重。马上送你们出发，好好把（团结争取东蒙自治军）这个工作做好了。这对开辟建设东北的根据地以至于将来解放全中国都有重大贡献，意义非常重大。我听了以后，感觉到两个肩膀上的压力挺沉重的，但是内心可感觉自豪呢!”
     克力更等人很快到达王爷庙，与东蒙古自治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接触，达成互派代表举行谈判的协议。3月，西满军区派出中共白城子地委书记张策为全权代表，到王爷庙设立办事处。接着，中共西满分局指示，由张策、胡秉权、胡昭衡组成东蒙工作委员会，张策兼任东蒙古自治政府内防部政治委员，进一步开展对东蒙古自治政府和东蒙古自治军的工作。
     张策（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共西满分局东蒙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我们去了以后就整顿军队（东蒙古自治军），胡昭衡啊、胡秉权啊、黄文飞呀一些干部，使这个部队走向正规，不但走向正规，而且能够走向革命化。他们也请我做报告，我就去。我讲话就是革命、友好、团结，他们很满意。群众起来了，革命就胜利了。群众拥护革命，这个谁都挡不住。”      

    位于今河北省东部，原为热河省省会的历史文化名城承德市，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当年曾一度是中共冀热辽分局和冀热辽军区所在地。1946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她张开双臂，迎来了来自内蒙古的一批特殊客人。不过，这些客人并没有观光游览的闲情逸致，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1946年3月30日到4月2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在承德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4月3日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会议选举乌兰夫为执委会和常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长，东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会议期间，接受东蒙古自治政府秘书长哈丰阿、内蒙古人民青年团书记特木尔巴根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不久，东蒙古自治政府内防部部长阿思根也被接受为中共党员。
     刘春（原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战部原副部长。时任东蒙工作团团长）：“在这个会议上，就谈到内蒙古自治的整个方针、道路问题，其中也包括了内蒙古的军事问题。四三会议谈好了，写成决议的时候，上面就写：内蒙古军队统一领导由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他们(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回去以后，把东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同时部队也改成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         
     这次会议作出的上述决定，意义非同一般。它表明，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和军队从此将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内蒙古各阶层人民在经过慎重思考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后来的历史终于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参加人数不多，时间也不长的会议才在内蒙古近现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后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四三会议”，凡论述内蒙古历史的著作或领导人关于内蒙古历史的重要讲话，必定提及。
     四三会议之后，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所属部队即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番号；在内蒙古西部活动的内蒙古人民游击队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4支队。不久，在中共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帮助下，和共产党员、老干部孔飞等人积极努力下，在卓索图盟组建起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卓索图盟纵队。为了统一指挥内蒙古东部地区部队，在王爷庙成立了兴安军区，由阿思根任司令员，哈丰阿任政治委员，胡昭衡任政治部主任。根据当时情况，各部队按地域分别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和指挥。从此，内蒙古部队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内蒙古部队统一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以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此时，国民党正利用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的时机抓紧部署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蒙古上空到处笼罩着内战的乌云。但是，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全体指战员已严阵以待，做好了与国民党斗争的准备，他们正满怀信心地迎接保卫家园的战斗!
    第二集   坚持锡察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内蒙古西部，国民党傅作义部集中全部兵力向绥蒙解放区发动进攻，侵占了绥蒙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1946年7月，我绥蒙军区部队和晋绥、晋察冀军区配合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在沉重打击了敌人后，部队迅速转移。之后，国民党部队凭借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继续从平绥路东西两面向我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机关以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所在地——张家口发动进攻。
   根据毛泽东同志确定的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斗争方针，1946年8月，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首长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机关撤离张家口，向南转移。转移前，一向关心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聂荣臻特地征求乌兰夫的意见。
     寒峰（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蒙古骑兵独立旅政治部主任)：“聂荣臻同志问乌兰夫，你是向南山和我们一起走呢?你是怎么呀?乌兰夫说：你们到南山，和你们一起走，离开了内蒙古，就没意思了。我还是向北走。聂荣臻问：你朝北走，走的条件怎么样?乌兰夫说：我们现在有六七百人的部队，这个足够了，都是蒙古(族)部队，完全可以保护我们向锡察地区开进。聂荣臻说：好吧!那你就往锡察地区开吧!”
     锡察地区是原察哈尔省所属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的简称，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草原。它东界热河，西连绥远，北与蒙古国接壤，南面俯瞰张家口。这里幅员辽阔，水草丰美，是最具草原特色的地区。125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这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蒙古王子就看中了锡林郭勒这块宝地，曾在正兰旗美丽的金莲川上建立了元上都。
     锡察草原的蒙古族同胞世世代代过着游牧生活，以能骑善射、英勇    悍而著称。1946年9月，在国民党大部队向张家口步步逼近的情况下，蒙古骑兵独立旅全体指战员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掩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张家口向锡林郭勒草原深处的贝子庙撤退。
     今锡林郭勒盟政府所在地锡林浩特的这座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宏大的喇嘛庙，因其建筑在原东阿巴嘎纳尔旗境内，故称贝子庙。在庙建成以来200多年中，曾几度扩充，在清朝光绪年间达到极盛，喇嘛多至1200人。自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进驻这里以后，它一度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部队活动的指挥中心。
     潮洛蒙(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锡林郭勒盟民主政府副盟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张家口撤出来以后，整个锡察地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傅作义的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其部属孙兰峰的部队就在察北一带，跟咱们的部队作战。”
     郝秀山(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顾委主任)：“张家口被国民党占了嘛，那时候，国民党就要把察盟地区拿过来，同时也要占锡盟。”
     国民党傅作义部在1946年10月11日侵占张家口以后，又勾结穆格登宝等封建上层反动武装，侵占了察北的多伦、宝昌、商都、化德等城镇。傅作义因在这一时期的内战中功绩卓著，几个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而孙兰峰则因进攻张家口有功，于1947年升任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司令。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都知道，当时傅作义的部队气焰十分嚣张，加上他们兵力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蒙古骑兵独立旅等部队形成了很大威胁。

     锡察草原，人烟稀少，物资奇缺；冬天滴水成冰，气候十分恶劣。国民党又对锡察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将共产党的部队困死、饿死在锡察草原。这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及部队带来严重困难。
     寒峰(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蒙古骑兵独立旅政治部主任)：“那时被敌人封锁死了，吃不上喝不上，一冬天就穿着个白茬皮袄、白茬帽子，毡靴子，就在那个地方过冬。那一年冬天那就是没吃没喝。”
     葛日乐朝克图(蒙古族，时任骑兵第4支队干事）：“这么深的雪，刮着白毛风，睁不开眼睛，我们的脸没有一个不冻伤的，一个也没有。别人看了我们的马，说：‘你们骑着冰象回来了。’
     朝鲁(蒙古族，时任骑兵第4支队排长)：“下雨怎么办呢?没地方躲。那时牧区一个浩特(营盘)三两个蒙古包。那时哪来的雨衣呢?就穿着湿衣服睡觉。”
     嘎钦毕力格(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卫生员)：“几个连行军，你看吧，有用羊皮裹脚的，帽子各式各样，有穿蒙古袍的，有穿白茬皮袄的，团长师长也穿蒙古袍。那时候没有统一的服装。”
     包荫巴特尔(蒙古族，时任骑兵第4支队助理员)：“我们的老师长乌力吉敖喜尔和老政委毕勒格巴图尔可能抽烟了，但是没有烟，烟袋没烟了，向战士讨烟抽：‘你们谁有烟?’没办法，他们抽过砖茶，还抽过兔子粪。”

     对于部队和自治运动联合会转移到锡察地区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今后斗争的残酷性，1925年就参加革命的乌兰夫当然有所预料。因此，他在部队和自治运动联合会转移到贝子庙不久，即召开中共内蒙古工委会议，决定组建以王铎为书记的中共锡察工委和以奎璧为书记的中共巴乌工委以及锡察地方行政委员会，并将骑兵第4支队和独立旅分别改为骑兵第11师和16师，决定骑兵第16师主要在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活动，骑兵第11师主要在锡林郭勒盟与乌兰察布盟交界地区活动。两支部队互为犄角，作为锡察根据地的屏障。乌兰夫指出，虽然形势严峻，条件恶劣，各方面困难很大，但有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政策，就一定能建立起巩固的锡察根据地。当时，老解放区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乌兰夫没有简单照搬老解放区的做法，他根据蒙古族上层人士在人民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实际，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和牧主、牧工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有效地动员起各阶层人民发展生产、支持革命。
     1946年底，乌兰夫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前往内蒙古东部地区工作，临行前对今后坚持锡察地区的斗争作了部署和安排。
     寒峰(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骑兵第16师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上他交给我们任务。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叫我们坚守贝子庙，没有办法你们就退到中蒙边境上，如果情况好一点就坚守贝子庙，把察盟地区控制住。”

     骑兵第11师、16师指战员，按照乌兰夫和中共锡察工委、巴乌工委的部署，立即投入开辟锡察根据地的斗争。他们一面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一面协助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同时狠刹土匪的嚣张气焰，打击国民党部队的进犯，并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体现人民子弟兵的宗旨，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云世英(蒙古族，原国家公安部纪检组组长，时任科长)：“我们要搞群众工作，我是(锡察地区)西部工作团团长，赵维新带着一个连保护我们。我们去了以后就招兵买马，愿意革命的就来。确确实实，那个时候，没有军队的掩护根本不行。”
     丁岐山(蒙古族，时任连指导员)：“部队宿营以后，临出发之前，检查群众纪律。看损坏了群众什么东西，借了群众的什么东西还没有归还。这些工作除了我这个指导员在下面组织党员去搞以外，大量工作由士兵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委员会去做，这样来检查部队的纪律。他们发现了问题，给我这个指导员汇报，然后按情况逐个地去解决问题。”
     白俊(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6师战士)：“革命部队去了，纪律上级要求很严格，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去了以后随便吃人家东西、拿人家东西，这都不允许。连马匹伤了骑不了或是马鞍子坏了不能用，这都不能动老乡的。”
     刘玉(时任骑兵第1 6师政委刘景平警卫员）：“不该拿人家老乡的，谁拿了也不行。拿了要挨处罚的。犯群众纪律，那可了不得。唉呀，那处罚，重了就枪毙呀!”
     寒峰(蒙古族，原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骑兵第16师政治部主任)：“保卫锡察地区，实际上保卫群众的利益，主要是敌人打进来赶牛羊，我们打出去把牛羊抢回来，这就成了一家人了嘛!”

     骑兵第11、16师指战员在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信任的同时，大力揭露国民党实行大民族主义反动统治和发动内战的罪行，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号召广大青年参军参战，保卫家园。
     斯仁栋日布(蒙古族，原内蒙古军区骑兵第4师指导员)：“当年我18岁，懂得不多，更谈不上什么觉悟。我们察哈尔盟(民主政府)成立的时候，开了个那达慕大会，大会上11师演出了话剧，剧名叫《血案》，歌词我还记得：千年的恨呀万年的仇，国民党是我们的死对头。他们还说，国民党向我们这里进犯，所以青年们踊跃参军吧!听了这些话，看了那个剧，我就下了决心，走吧!保卫家乡，保卫蒙古土地，打国民党。就这样我就参军了。”
     象斯仁栋日布这样参军的，何止他一个人?绝大多数内蒙古骑兵老战士都有与斯仁栋日布相似的参军经历，他们参军的时间有先后，而参军的动机和目的却又是那样相同。
     那木斯热(蒙古族，骑兵第11师班长)：“八路军进来后，我们为了民族，为了保卫民族的利益，参了军，参军后进一步认识到，保卫民族利益，必须依靠多民族的团结。”
     塔钦布(蒙古族，骑兵第11师团作战参谋）：“我们这里当时有一户人家，弟兄三个的7个孩子都去参军了。我是兄弟俩参军的，我弟弟是在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牺牲的。”
     斯文(蒙古族，骑兵第11师团作战参谋、排长)：“我们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消灭蒋介石才参军的。那时候还没看到过毛主席像，部队给我们看乌兰夫的像，说要开展解放战争，解放民族，争取自由，争取民主。我们那时候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这么好的军队，我们就去了。”

     骑兵第11师和16师象散落在锡察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很快将发展成为燎原烈火。凶恶的敌人已经预料到这场即将燃起的烈火的可怕，企图在我军立足未稳之时予以消灭。
     敌人首先采取了政治拉拢的手段，进行劝降。一次，原伪蒙古军宝贵廷的新编第16军派出“招降使”到骑兵第11师驻地劝降。一大队大队长舍楞用巧计解除其武装，将其押送到支队司令部。不久，国民党又派出特务鲍显亭来到骑兵第11师劝降。中共巴乌工委书记奎璧与骑兵第11师领导决定，立即处决了鲍显亭。没几天，国民党“宣抚使”马鹤天乘车带兵再次到11师驻地劝降，11师领导断然回绝，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敌人劝降不成，即改为军事进攻。1946年11月中旬，敌人指使丹巴、何文瑞率民族反动武装对锡察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进犯，首先侵占通往锡察草原的门户、察哈尔盟中部重镇哈巴嘎，在哈巴嘎建立国民党察盟政府，扩充保安队，企图以此为立足点进一步占领锡察地区。1946年12月初，骑兵第11师3 1、33团和骑兵16师2团协同，向哈巴嘎发起进攻。
     白俊(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6师战士)：“当时哈巴嘎那个土围子挺高的，土围子上有一些防御工事和简单的  望台，后来部队就连抓带摸，绕着拐角往上跑。到了墙围子下以后，有的人蹬着人往上爬，有的拿着木头棍儿互相帮着往上爬，从城墙顶上翻过去，跳的时候有的都摔下去了。冲进去以后，打得敌人死的死跑的跑，把枪扔出来，举起双手就投降了。”
     乌日金(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班长)：“这块毛毯是我们11师31团1连连长那木吉拉用过的毛毯，他是在1946年12月哈巴嘎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哈巴嘎周围都建着很高的城墙，我们连是主攻正面城墙，敌人在城墙上点着火把，象白天一样亮，那木吉拉连长领着我们爬到墙角，后边火力掩护，扔手榴弹，步枪机枪一起开火。连长喊冲进去的时候，子弹打中了他，他就在墙角下牺牲了，为了怀念他，我把他曾经用过的毛毯保存到现在……”
     哈巴嘎战斗后，驻多伦之国民党部队勾结正兰旗嘎希等反动武装又连续袭击我驻察汉淖、那日吐等地的军政人员和后方机关，抢走一批物资。骑兵第16师领导指挥部队对敌人进行反击，将敌人抢走的物资全部夺回。

     粉碎敌人第一次进犯不久，1947年春天，国民党张垣绥靖公署骑兵部队总指挥孙兰峰亲自指挥步骑兵，分两路进攻哈巴嘎和贝子庙。锡察根据地形势危急。中共锡察工委一面组织部队反击敌人，一面急调赴昭乌达盟执行任务的部队回援贝子庙。
     郝秀山(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时任骑兵第16师团长)：“乌兰夫同志经过冀热辽军区给我们发了个电报，说贝子庙吃紧，要我们48小时也就是两天两夜，必须赶到贝子庙。我就带了天山支队两个连和我们一个连连夜往贝子庙走，走到克什克腾旗大王庙，和敌人遭遇了。敌人正是进攻贝子庙的一个骑兵旅，他们800多人，我们当时300多人，骑兵有大刀，把敌人砍了耳朵的，砍了半个脸的，打得挺厉害。敌人也很顽固。后来到下午两点来钟，把敌人打退了、打跑了。”
     在骑兵第16师3团粉碎北路敌人进犯的同时，16师第1、2团和骑兵第11师一部利用察哈尔盟南部边缘地区的沙漠作天然屏障，诱敌深入，相机歼敌。
     扎木苏(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连长)：“敌人来了100多辆汽车，我们打了一天，打死打伤100多人，砸烂好几辆汽车。汽车在沙漠里走不了，敌人不知道，进来后都陷在沙窝子里了。所以我们就取得了胜利。”

     敌人对锡察根据地的第二次进犯被打退了。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年轻的革命武装——骑兵第11、16师指战员们，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都楞(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连长)：“那时，不论是战士还是领导，什么时候也是高高兴兴的，从来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从不埋怨这啦那啦的。没有吃的穿的那种情况下，始终是高高兴兴的。”
     达斯汗(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班长)用蒙语唱：(歌词大意：我们是钢铁般的战士，我们是祖国的主人，为了保卫祖国的疆土，跨上骏马，手守武器，越过沙漠、草原、山岭、河流，战斗在革命的最前线，向前冲锋，向前冲锋，勇敢威武的骑兵战士，举起战刀，跃马驰骋，冲进敌群之中。)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老战士们多次自豪地唱起当年骑兵部队常唱的歌曲。他们用充满激情而苍老的歌喉向我们展现了内蒙古骑兵部队指战员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精神面貌。
     丁岐山(蒙古族，时任连指导员)唱：“在那广阔的田野里，在路上，没有风就扬起灰尘，这是我们勇敢的骑兵，勇敢的骑兵向前挺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也不让敌人侵犯我们。我们在火里不怕燃烧，水里也不会下沉。”

      （悼念烈士活动）
     这是1998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人民群众举行的一次悼念烈士的活动。他们冒着严寒从各地赶来，向烈士表达自己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50年前，察哈尔盟盟长苏剑啸等18位同志在这里壮烈牺牲。但他们不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牺牲的，而是死在了土匪的枪口之下。在他们之前，察哈尔盟另一位代盟长关起义同样是被土匪包围后拒不投降而被活活烧死的。内蒙古骑兵独立旅云晨光等12名官兵也被土匪残酷杀害。
     这些土匪，就是当时肆虐于锡察草原，受国民党支持的以额仁钦道尔吉和胡图凌嘎为主的政治土匪。他们与叛乱的封建上层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部队的进犯，成为锡察根据地的心腹心患。骑兵11、16师领导在指挥部队粉碎国民党军第2次进犯前后，率领部队对土匪和封建上层反动武装给予坚决打击。1947年1月末至7月中旬，先后包围和追歼额仁钦道尔济匪部和穆格登宝、丹巴、何文瑞等反动武装，歼敌千余名。活捉仲乃、罗来桑布等反动头目。从此，额仁钦道尔济匪部和封建上层反动武装再不敢为所欲为。
     自此，锡察根据地形势好转，各级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普遍建立，青年牧民踊跃参军，锡察草原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切，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新提升为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的孙兰峰岂能容忍。1947年9月，孙兰峰再次指挥3000多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向锡察地区进犯，骑兵第16师和11师紧密配合，将敌人击退。

     当年的骑兵战士们永远忘不了与他们生死相依的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才使部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斯文(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排长)唱：“望着远去的骑兵，望呀望呀，两眼禁不住流出热泪。军旗飘动，多么的威武。盼着你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多多消灭敌人。”
     这是当年流传在锡察草原上的一首歌曲，名为《送军歌》。锡察地区的人民群众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歌，目送自己的子弟兵奔赴前线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自己的军队能打胜仗，锡察地区的人民群众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潮洛蒙(蒙古族，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时任锡林郭勒盟民主政府副盟长)：“有的时候部队有紧急情况，让群众送信。300多里的路，今天下午五六点钟，骑一个马带两个马，骑上马跑，跑到那里，把信给了部队，完了以后，他第2天早晨返回来，下马以后就累得站不起来了。”
     达斯罕(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班长)：“我们虽然没有电报电话，但是比国民党先得到情报。国民党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汽车，那么凶猛，但没人跟他走，他一来老乡们就躲起来，没人给他送情报。所以我们不被国民党战胜。常常打胜仗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离开群众，群众拥护我们。”
     斯文(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1师排长)：“每次我们来的时候，每家每户女的缝皮大衣，做鞋，男的做马笼头马绊子给我们部队。冬天每家每户都准备好马料，走到哪儿老乡都出来迎接部队，唱歌，准备好肉食、草料。兰旗和白旗就是这样的地方，的确是我们骑兵的摇篮。”
     的确，被老战士们誉为骑兵第11、16师摇篮的正兰旗和正镶白旗，当年积极支前的人民群众不计其数，而当几十年后，我们来到这里时，随着岁月的流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故去。在正镶白旗，我们见到了两位老额吉。
     赵格德尔玛(蒙古族，正镶白旗牧民)：“我们白旗青年参军的特别多，有一家走了四五个的，后方留下的都是些老爷子、老太太和十几岁的小孩，就这些人。”
     杨吉玛(蒙古族，正镶白旗牧民)：“大伙儿都用自家的皮子缝制羊皮大衣、绵羊皮大衣、帽子，赶制靴子。给谁逢呢?给我们的解放军。”
     赵格德尔玛(正镶白旗牧民)：“把给部队准备的草藏到很深的沟里边，下雪就盖住，国民党来了不给往出拿，共产党的部队来了就给拿出来。”
     两位老额吉滔滔不绝，整整讲了半天当年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故事，描绘出一幅人民战争的生动画卷。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被敌人视为“蒙古土八路”的内蒙古骑兵之所以坚不可摧的根本原因吗?
     在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位因积极组织群众支前并经常给内蒙古骑兵部队送情报而遭敌人杀害的女英雄。她就是镶黄旗贫苦牧民巴依玛。
     巴德玛莲花(巴依玛女儿)：“敌人包围了我家后，把我母亲抓起来了，审问了一天，第2天用牛车拉到康保去，当时把我们赶到羊圈里，不让出来，门口还有几个拿枪的人看着。后来听说在康保的北山上，敌人说我母亲是共产党的情报员，割掉乳房杀害了。当时大人不告诉我们，我就天天上我家北边的山上望，晚上做梦也梦见母亲从远处走来，衣襟随风飘动着……”
     这座位于巴依玛家不远的小山，就是当年巴依玛经常观察       望敌人的地方。在她被捕之后，她年幼的孩子们天天来到山顶等着亲爱的妈妈回来，但是，他们的愿望终久没能实现……后来，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位女英雄，把这座山取名为“巴依玛石”。

     位于今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境内的八佐山因八个山峰相连而得名，当年内蒙古骑兵第11、16师就经常活动在这里。八佐山之中的这座山叫乌恩巴图山，它是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
     那是1947年11月下旬反击敌人向锡察根据地发动第4次大规模进犯中的一次战斗。当时，骑兵第1 6师5团官兵发现敌人几十辆汽车和大批骑兵部队进犯到八佐山，一面上山顽强阻击，一面向师部报告。指战员们顶住了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5团2连连长乌恩巴图占领制高点勇猛阻击敌人。在部队全部撤走，全班同志也撤出阵地后，他才跨上战马。但就在这时，战马突然被敌人子弹击倒，乌恩巴图与冲上来的敌人战至最后一刻……
     英雄的事迹极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的战斗士气。几天后，骑兵第16师与11师协同作战，冒着大雪长途奔袭国民党新近成立的锡盟政府所在地西苏旗陶高图庙，全歼敌人并活捉国民党锡盟党部书记长那顺巴雅尔。从此，锡察根据地更加巩固。
     草原上鲜花盛开的季节到了。老战士们又象往年一样来到乌恩巴图牺牲的地方。
     (老同志手捧献花，献哈达：“我们察哈尔的英雄乌恩巴图就是在这座山头牺牲的。今天我们来祭奠您的英灵，你是我们16师和11师广大指战员的骄傲。”）

     1948年7月初，驻宝昌之国民党骑兵第11旅和富贵廷等反动武装千余人，在骑兵第11旅旅长陈秉义指挥下，从正镶白旗又一次窜入察南骆驼山一带，抢走牧民4000多只牛羊。驻八佐山一带的骑兵第16师6l团得到牧民送来的情报，立即乘马追击，在骆驼山与敌人展开激战。
     图布斯(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6师卫生员）：“这个北山边的山头比这个山头低一点，敌人骑着马向我们冲来，快到跟前的时候，我们就开火。一开火他们就退回去了。之后，敌人又重新吹冲锋号冲上来，又被我们打退了。第3次敌人上来的时候，我们就骑着马反冲锋。”
     丁岐山(蒙古族，时任骑兵第16师连指导员）：“这个期间，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老乡们，这个时候上来送水的，送饭的，也有的牧民骑着马给我们送奶食的，来给我们部队补充给养。”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指战员们将敌人抢走的牛羊全部夺回。当把牛羊还给牧民时，各家一清点一头不少。牧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战斗之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来电，对骑兵第16师61团官兵不畏强敌，以少胜多的英雄事迹予以嘉奖，并给英勇牺牲的副连长乌力吉敖其尔和排长李俊秀各记一大功。

     从1946年秋至1948年秋的两年中，内蒙古骑兵第11、16师，在锡察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粉碎了敌人5次大的进犯，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使红旗牢牢地插在了锡察草原。在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锡察地区人民的解放和保卫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指战员们知道，更为艰巨、光荣的任务还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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