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稷山匪特武装暴乱始末

　

作者: 王雪宝/卫建章

                      
匪特隐藏的国民党委任状

    1947年4月8日，人民解放军太岳纵队一举攻克山西省稷山县城。随后，中共稷山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组织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解放了的土地上，到处洋溢着欢乐和喜悦。
    胜利如同一杯美酒，使人振奋，同时也容易使人陶醉和麻痹。人们没有料到，就在解放了3年半以后的1950年11月19日晚，突然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匪特武装暴乱事件。匪徒们张贴反动布告，进攻我村、区、县政府，抢劫公粮和枪支弹药，绑架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一时间，反革命复辟的火焰吞噬着稷山的大地。
   1950年春，原阎(锡山)军师长萧荫轩和“亲训团”团长杨子乘秘密策划在山西各地建立反革命组织，企图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这个组织叫作“中国国民志愿军”，“总指挥部”设在太原。
　　在萧荫轩和杨子乘物色的骨干分子中，有一个年仅26岁的亡命之徒，他就是日后发动和组织稷山武装暴乱的匪首杜启明。
　　杜是稷山县五区太杜村人，为人狡诈，曾任国民党军第66军836团少校营长。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时被俘，在我华北军官教导第4团受训两个月后，被遣送回原籍务农。
　　杜启明回家后，装出一副老实、进步的样子，骗取了一部分人的好感。杜启明在日记中写道:“村中父老咸以余能下苦入俗之精神为赞。盖丈夫能大能小，能软能硬耳。”杜的韬晦之计初步得逞后，便渐渐露出反革命的本来面目。他借“拜年”、“访友”、“串亲戚”为名，与当地蒋、阎、日伪旧军人吴春茂、杜辛酉等及土改中被斗地主暗中串连，经常在一起“研讨国事”，网罗反动团伙，妄图卷土重来。1950年3月4日，杜启明利用太杜村演戏的机会，登台表演魔术，变出“礼义廉耻”等字样（蒋介石曾给管子这句古训赋予了反动的政治内容，作为他麻痹人民的精神支柱），企图使人们“醒悟”，使太杜村成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据点。
　　为了便于进行反革命活动，杜常常隐居在吕梁山之黄金峪、后靳家岭其岳父、舅父家中。并暗中串通八宝宫老道，拟以八宝宫作为日后的军事指挥部和永久联络点。
　　1950年5月23日，杨子乘从太原来到太杜村，传达萧荫轩的行动计划，指示杜等人加紧发展武装，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配合台湾“接收政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的反动阶级残余势力一时沉渣泛起，杜启明等人以为时机已到，也加紧了组织反革命暴乱的步伐。8月18日，杜启明、吴春茂、杜辛酉、刘德英等人，在后靳家岭召开秘密会议，按照“总部”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指挥部”及“运城行政公署”。杜启明任“总指挥”兼“行署主任”（代号“力威”），杜生才任“副总指挥”，张国儒任“行署副主任”，吴春茂任“参谋长”兼“秘书主任”，韩顺喜任“行署经济主任”，杜辛酋任“政治主任”，刘德英任“副政治主任”。“运城指挥部”下又分设“道北”和“道南”（以南同蒲铁路为界）两个指挥部，杜启明兼任“道北指挥部”总指挥，马莲洲任“道南指挥部”总指挥。分别在稷山、新绛、乡宁、夏县、万泉、荣河、临晋、猗氏（后4县今均已撤销）等县建立第13、第14、第15、第16、第17、第18纵队和第37、第38支队及“总部”警卫团等队伍（实际并未全部建立起来）。
　　匪在稷山的力量，主要是38支队以及“总部”特务第1支队和警卫团，总计408人，其中队长以上68人。
　　杜启明为了加强对匪特的控制，成立了一个所谓“团体的灵魂”的内部组织—铁血大同盟。凡入盟的匪特均需填写由杜启明亲自制定的“自愿书”且相互之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
　　杜匪还在临汾、襄汾、解县（已撤销）、万泉、闻喜、新绛、运城以及本县李老庄、九龙宫、涧东、管村堡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并配有专职联络参谋，规定了联络线路、联络时间和联络暗号。杜启明亲自到各点检查工作，布置任务，扩充机构。同时，还向河南、陕西等省的旧军人发信联络，以图向外扩展。
　　在建立反革命组织同时，杜启明抓紧筹措武器、经费。他下令“各支队武器自行解决，个人如能捐献，成功后决不亏待。”指使匪徒们跑乡串村，搜集散藏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经费问题，杜启明曾派人去太原求援未果，便派匪特分组在公路沿线“打料子”（劫持贩毒商人），并命令“凡过路共方公务人员的款物尽行劫夺。”而所需大量的武器和经费，则期待在暴乱中解决。
　　慑于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力，匪特分子认为，只有建立一支隐藏在共产党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力量，暴动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们制定了“争取、打入”的工作方案。把“凡反对现政府者，对现实不满者”皆划在“争取”之列，而对“已觉悟”之贫农、动摇分子尤其是武装机构内之班、队长以上人员，更宜设法利用之。打入、争取的主要对象是“公安局、民兵队和党政机关”，其方法是“利用朋友、亲戚、同学、同乡等不同关系由浅入深地逐渐接近争取之。打入的时机则是“乘参军、扩大民兵或成立地方部队等时机，利用某种关系介绍加入。”
　　敌人还把手伸向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分子。在匪特的争取、收买下，中共稷山县委会计张忠孝、通讯员杜成学，五区区政府通信员赵光益，稷山县政府干部秦荣华，区政府助理员郝顺泰、席五德，民兵队长田三儿、田管成等10多名县、区工作人员先后被拉过去充当内奸。被匪特“争取”过去的还有医院医生，小学校长、教员，电话局工作人员，公安局班长，铁路警察，以至我军个别宣传干部。这些人大都在匪特组织内担任职务，按匪特要求提供情报。他们在反革命暴乱期间，或充当内应，开门揖盗；或担任向导，引狼入室，起了公开的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人员、武器、经费基本准备就绪后，杜启明拟定了两套暴动方案。第1方案为：集中徒手卫队于太原，劫狱救出被扣“干部”，并夺取警卫部队枪支，拉上西山，再图后举。第2方案为：各地就其任务范围暴动，而后集中兵力，攻占战略要点。后决定采取第2方案。具体行动计划是“总部”与13纵队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收复”新绛、稷山、乡宁等县；14纵队以峨嵋岭（稷山境内）为根据地，配合临汾第9纵队“收复”闻喜、绛县、垣曲3县，并破坏侯马至水头之铁路；15纵队以孤山、稷王山为根据地，“收复”猗氏、万泉、荣河3县。道南指挥部所辖16、17、18纵队，以中条山为根据地，重点“收复”运城，并破坏水头至风陵渡间铁路。
　　10月16日，匪首杜启明、吴春茂等人，冒雨上山到靳家岭详细研究确定了“行动方案”，并拟写了暴动用的各种反动文告、传单。10月下旬，杜启明又先后在城关、涧东召开紧急会议，向匪特们传达了行动方案，要匪特们做好暴动准备。杜还亲自为匪徒们打气，说什么“回忆过去惨痛教训，痛定思痛。欲革故鼎新，更需以十倍于往昔的努力，以勇、能、韧、诚的条件，作艰苦卓绝之奋斗，树立半年辛苦取得成功的信念，完成勘乱救国救民的伟大任务。”匪支队长苏万奎、副支队长康福盛在会上表示：“有决心将第一面青天白日旗，悬挂于稷山塔上。”
　　11月10日，匪15纵队纵队长刘琴之派联络员星夜兼程给杜启明等送来急信。函称“我这里决定十月初十(即公历11月19日)动手，先自荣河，继推向万泉、猗氏。”又称“不管其他动与不动，我是决意要动的。请速通知各纵队一起行动。如来不及，可相继暴动或一部策应。”匪首们为表现自己对“党国”的忠诚，已经急不可待了！杜启明说：“现在看朝鲜战争的形势，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太远了。我们如不采取一致行动，等人家动了，咱再动就迟了。”于是当即决定“十月初十”全区一致行动。并立即起草了命令，连同各种反动宣传品，派人分送各纵队。命令规定了各纵队的任务及有关联络方式、口令等。为了引起各纵队的重视，鼓起匪徒们的“斗志”，杜在命令中谎称暴动是“奉山西省总指挥部命令”进行的，并介绍了“国军收复”各地的情形：“全国总攻已于国历11月25日开始，现已收复沈阳、上海、广州、西康等地，并继续向内地推进。内地志愿军分别于11月25、28日先后动作，我华北区受命为12月1日开始。”
    敌人活动如此频繁，计划如此周密，难道没有人察觉?有。在这期间，区、县领导人曾先后5次听到群众反映，6次接到被敌“争取”的知情人的揭发。但可惜的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终于酿出了一杯难以吞咽的苦酒。
    1950年11月19日晨，人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劳动。与此同时，匪特分子也正在加紧进行着反革命武装暴动的准备。盖有“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总指挥部”、“中国国民志愿军力威部队”印戳的反动文告、命令、标语，以及写有“力威”字样的白布臂章，在匪大队长以上人员手中迅速传递，并通过他们传给所有匪徒。
　　夜晚，当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进入梦乡的时候，匪特分子疯狂地向人民政权扑来了。
　　匪首杜启明在他的“行动命令”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确定的暴动时间农历“十月初十”应为公历“11月19日”，而他却误将所谓“全国总攻”中华北区开始的时间“12月1日”作为自己的暴动时间写在了命令中。故暴乱时除稷山外，其他纵队均未行动。而稷山匪徒有的又因心存顾虑而未参加，所以暴动的实际规模比杜启明的计划要小得多。
　　晚上9时，杜启明带领“总部”约20余人，在范家庄东南的一个庙里集结。这些人有的手中并无枪支，只好手持钢叉、长矛、大刀、铁棍壮胆。按照杜启明的命令，所缺枪支弹药企图在向县城进发途中边走边解决。
　　10时整，杜启明带领匪徒向五区政府所在地太杜村进发。一路经过范家庄、铺头、三界庄、清水庄、刘家庄、东庄、西社、小杜、高渠等村庄，抢去民兵步枪28支、手枪1支、机枪1挺，杀害了高渠村村长兼党支部书记辛金彦，抓走了住该村区政府工作人员宋兆太，后宋伺机逃脱。
　　这时，由匪警卫团长薛玉白带领的30余名匪徒，在内奸赵光益的带领下包围了第五区区政府。薛狂叫着“今天是我们翻身的日子！”指挥匪徒冲向区政府。刚刚开完会从庙里往外走的两名区政府工作人员措手不及，被捆了起来。尚在庙内的代区长黄文镒见匪徒闯进来，他提起板凳与匪徒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也被捆住了。匪徒又冲入该村农会副主席张海生等4人家中，将他们捆绑起来，连同黄文镒等共7人拉至村外，将他们刀砍、石头砸、枪毙，全部杀害，并将尸体推入井内。
　　接着，匪徒们又煽动坏分子将区政府粮库16950公斤代耕粮、1100公斤救济粮，以及区政府所有家具、公物抢劫一空，公文档案全部烧毁。
　　匪徒们在村内张贴了“安民告示”和反动标语，又放火点燃了两个麦秸垛，封锁了通往县城的道路，切断了稷山通往新绛县的电话线。匪首杜启明在街心鼓楼顶上，用喊话筒声嘶力竭地向被突然降临的灾难弄得惊慌失惜的村民们宣读“告同胞书”，煽动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和地主、富农与他们“团结起来”，“夺取政权”。
　　深夜2时许，这伙匪徒在区政府吃饱喝足，又随杜启明拥向县城，于4时左右到达大佛寺。
　　此时由匪38支队支队长苏万奎和张二牛带领的第2路20余名匪徒，在抢走上廉、下廉等村民兵6支步枪后，由贾庄圪瘩出发，从县城北门闯入城内。匪特沿途将电线割断，切断了对外联系。这股匪徒的攻击目标是公安局。他们企图开监放人，扩充实力。因公安局在晚10时许接到了第一区区委刘喜圣的报告（刘是在稷山汾南薛村群众家里被匪徒包围后，从房顶冲出来的，并不知匪徒要攻打县城的企图。县公安局长冯德让得悉后，即派公安队长吴浩生带队前往追击），为防止坏人闹事，加强了对公安局和看守所的防守。
　　匪徒们从公安局正门攻击未能成功，又转而从后院的墙豁口爬进。他们对着看守所内被监押的犯人高声喊道：“弟兄们，快出来。不要怕，救兵来了!”站哨的公安人员勇敢地向敌人射击，打退了匪徒们的第2次冲击。公安队员迪小五在战斗中被俘，后被投入井内杀害。
　　由匪1支队副支队长赵立柱带领的30余名匪徒，携带着刚从涧东、苑曲、刘村、城关民兵手中抢来的武器，发现城内已经打响，迅即由北门进入县城。由匪大队长鲍光辉带领的一部分匪徒也从清河赶来了，从南门进入县城。连同从东门进入县城的杜启明率领的匪主力，共130余人，高喊着“冲呀，杀呀!”疯狂地向公安局扑来。
      整个县城陷入混乱和恐怖之中。
    这天夜里，稷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怀仁为了给一个会议准备材料，加了大半夜的班，在部里刚刚入睡不久，就听到枪声。他急忙翻身下床，叫醒值班的同志，并命人警戒好存放在部里的武器弹药。然后，快速从武装部跑到县政府的小楼上。只见城西、城北燃起熊熊大火，公安局一带枪声激烈，不时响起一阵阵叫喊声。他觉得情况严重，决定赶快到公安局弄明情况，研究对策。
　　赶到公安局，与县长杜耀生、公安局长冯德让相遇。他们都是从各自宿舍赶来的。几个人很快作出判断，认为这决不是一般的土匪抢劫，而是带有政治企图的军事行动。急命人火速报告县委书记王耐群，并立即组织战斗。这时，有位同志报告敌人已从公安局后墙爬进来了。王怀仁等决定立即上房，占领制高点，阻击敌人。不料上房用的木梯已被内奸事先抽走。他们更觉得问题复杂。
　　这时，进攻公安局的匪徒兵分两股，从西、南两个方向向县政府射击，情况十分危急。王怀仁说：“赶快冲出去，占领衙门楼。”——衙门楼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他们趁暗从公安局冲了出去，很快上了衙门楼。王怀仁又命武装人员迅速将机枪、手榴弹搬上来，以便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居高临下，以守为攻。这时，王耐群从政府赶来了，公安队长吴浩生、区武装部长阎德胜和姚思温也分别带少数同志来了。他们从衙门楼上向敌人猛烈射击，使杜匪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攻打公安局的计划未能得逞。这就从战斗全局上首先打败了敌人。
　　敌人转而分3路进攻县政府。衙门楼位于县政府以南，王怀仁等人的封锁使敌人无法从南门进入。杜启明又企图集中兵力从北门进入。但是，由于匪徒们联络失灵，几股兵力无法会合。杜启明又急令薛玉白组织“奋勇队”，用机枪掩护，跳墙而入打开县政府后门。冲入县政府后院的匪徒，一部登上房顶向衙门楼射击，一部由内奸秦荣华引路，将财粮科长贾仰宜等人全部捆绑起来，抢走枪数支、衣物一部。
　　当时县武装部存放着百余支枪、几百发子弹和1门炮，只有两人守卫，库房距县政府不过百米。如敌人将武器夺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万分危急。王怀仁提议王耐群等人在此继续牵制敌人，自己带几个人攻敌侧后以出其不意。王耐群同意了。王怀仁挑选了六七人组成突击队，并给每人发了几个手榴弹，又带了1挺机枪。王怀仁说：“今天就我们这几个人，一定要打败敌人!”队员们毫无惧色，表示坚决服从指挥，决不退缩。
　　突击队下了衙门楼，向东北方向猛插过去。当快要到北城墙根时，迎面来了一股敌人，王怀仁大喊一声“打!”一阵弹雨泼过去，敌人纷纷溃散，王怀仁等迅速占领了附近井台上的一块高地，从侧后向正在呐喊的匪徒猛烈射击。弹雨正好击在匪首杜启明的指挥位置。匪徒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弄得不知所措，一片慌乱，开始向北溃退。王怀仁率突击队边打边追。衙门楼上的冯德让也根据形势发展，带七八名干部下来追击敌人。匪徒在溃逃中，将拒绝随他们出城的贾仰宜杀害。其余被敌捆绑的8名干部，均被解救出来。
　　天亮时，突击队追到下柏村，已不见敌人踪影。在一个坟园，抓住了内奸秦荣华。当时敌人已大部逃散，只有30多名匪徒随杜启明向北山窜去。
　　当晚，杜启明在吕梁山玉皇顶召开匪首会议。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安。杜本人深感前景不妙，但又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极力对同伙进行安抚，一方面派人通知乡宁县匪首，集合匪徒进攻乡宁，以求“围魏救赵”。由于送信人未找到该匪首，此计划未能实现。杜启明见匪徒们士气已馁，难再恢复，转而采取“未暴露者不动，能隐蔽者隐蔽，不能隐蔽者分散撤出”的方针，向所有匪徒交代了日后联络的方法和暗号，命他们四散下山潜伏，待机再动。
　　从被俘的匪徒供词中了解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区性的反革命武装暴乱。11月20日晨，县委、县政府、武装部等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立即上报匪情；2、马上组织民兵剿匪。当天傍晚，全县即集中起民兵500余人。
　　中共运城地委、运城专署、专署公安处、运城军分区、中共山西省委、省军区、省公安厅得悉后十分重视。运城地委、军分区立即分别派公安处长赵子古和军事科长王凯，率两个排于20日晚12时左右经由侯马赶到稷山。省军区司令员萧文玖亦到达临汾，派临汾军分区部队由乡宁往下压缩，堵击向北逃散之敌;并命令新绛、河津等县民兵加强警戒，配合剿匪。省公安厅、地区公安处也派出侦察、审讯干部赶赴稷山，协助破案。
　　11月21日晨，王凯和王怀仁分别率领部队和民兵分两路从县城向吕梁山进发。他们的计划是:上山从东、西两个方向压缩清剿，将敌人包围消灭。
　　上午10点多，王怀仁带领的民兵在途中首先抓获了佯装下山卖药的匪“政治主任”杜辛酉以及匪“大队长”何天泰。经审问得悉匪的组织状况和潜逃情况，便立即向上级报告，建议改变方式，变围剿为搜捕，并辅以政治瓦解工作，同时向各地行文通缉。
　　王凯带领的部队到达五区后，在靠近乡宁山的清水庄得知残匪已经下了山，便迅速回太杜村一带，搜捕隐蔽之敌，很快发现一个地洞里藏有匪徒，经用机枪扫射和烟熏，洞内6名匪徒举手投降，缴机枪1挺。随之又在范家庄捕获匪徒3人。
　　首战告捷，为侦破全案打开了局面。接着，组织了包括省、地、县公安干部数十人的队伍，一面审讯，一面侦察，一面追捕，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查清和捕获叛匪骨干分子。对一般成员则实行政治瓦解，号召自首坦白，立功赎罪。一场以稷山为主的侦破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在万泉、荣河的匪15纵队，原也准备行动，但荣河县政府和人民武装部的行动更快，事先组织4个民兵连配合公安部门，连夜包围了匪“指挥部”，不费一枪一弹，把18名“大队长”堵在庙内，全部抓获。其他各纵队匪首听到稷山暴动失败的消息，心灰气丧，未敢再动。
    人民群众对杜匪暴乱极为愤怒，纷纷协助公安机关捉拿逃跑之匪，检举揭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省、地、县公安干警、部队、武装部干部和民兵团结奋战，以稷山为突破口，半年时间中，共查出参加“中国国民志愿军”匪徒约千余人，逮捕骨干分子647人，其中包括太原、临汾、运城、晋东南、晋西、晋北各“指挥部”、“纵队”支队长以上人员58名，大队长以上45名。稷山查出匪徒400余人。匪首杨子乘、庚天信、薛玉白、杜才生、刘德英、吴春茂、苏万奎等相继落网。共缴获各种枪45支（挺），手榴弹22枚，子弹88发，掷弹筒1个，炸药包4个，电话机1部，以及《 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地区工作实施纲要 》、《 行署组织简章 》、《 中国铁血英雄大同盟简章 》等反革命文件。追回被匪徒抢走的粮食万余斤。1950年12月6日，稷山万余群众举行公审大会，将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首批要犯杜辛酉、康福生、郝天太、焦福生、张连升、蔡长发、王天合7人判处死刑，并当场释放了一批胁从分子。后又接连召开两次公审大会，处决了一批暴乱的要犯。至此，“中国国民志愿军”反革命武装暴乱平息，但匪首杜启明，虽多方侦缉，仍无线索。
    杜启明哪里去了呢?原来，暴乱被粉碎后，杜启明将骨干分子尽数遣散，命一般匪徒主动自首以求保身，他自己则连夜潜伏新绛北山一带，后又化名匿藏于曲沃、猗氏、安邑（现已撤销）等县，四处躲藏，观察形势，妄图东山再起。
　　1951年4月10日，杜经新发展的匪徒解月升介绍，来到曲沃县张少村李东来家，谎称自己叫张老四，是晋中人，“不愿当兵，出来打几天短工。”李东来信以为真，安排杜住下。几天后，杜觉得不安全，不辞而别，又跑到猗氏、安邑躲藏。杜在张少村的活动被该村党支部发觉，立即报告了政府。曲沃县委分析潜伏匪徒有可能就是稷山暴动匪首杜启明，立即布置侦察。
　　这时，各地抗美援朝、清匪反霸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途中，杜启明看到政府布告，得知参加暴动的匪特一个个被抓获、镇压或判刑，更觉“法网难逃，距死不远”，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但是，他仍不死心，曾作“自励”诗曰：“男儿立志出乡县，不成名兮誓不还”，“慷慨歌三晋，从容为国殇。头抛太行西，血洒黄河东”，反革命的顽固性跃然纸上!
　　5月8日，杜启明窜回李东来家。李东来一面稳住杜启明，一面向县委副书记唐化民报告。唐化民立刻召集了8名民兵，趁月色迂回到李东来家，民兵队长杨保录等人端枪冲入屋内。
      “不许动！”杨保录大吼一声，枪口指向坐在炕角的杜启明。
　　杜启明跳下炕来，准备夺枪反击。紧急时刻，杨保录放了一枪，杜急忙闪过，扑灭了油灯，趁黑暗窜出屋外。守在门口的唐化民扑上去拦腰抱住，两人扭打起来。杜匪急于脱身，连忙耍花招道：“别误会，我是情报处的！”“你是司令部的也不行!”这时在屋内的民兵闻声跑出，几个人一起动手将其制服。匪首终于落网了。
　　1951年6月29日，运城地委、专署召开了两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判杜启明死刑，立即执行。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宣告结束。杜启明等叛乱分子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梦幻，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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