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的回忆

　    春天来了。可有些东西却永远无法复苏。
   在学会清晰表达的时候，老师在仔细询问每一位同学的出身。我只记得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声音洪亮地说着，自己是贫农。我也不例外，即使我对这个词汇的理解，生僻怪异。但这个“名头”似乎对我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们照常需要上课，每天照样淘气，在老师威慑的目光下完成作业。有一天，大家集体逃课了，胆大的躲进学校后面的山洞里。据说，是小日本挖的地道，有人在里面捡到了子弹头、钢盔，还有手雷、手榴弹。这更加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更多的同学开始逃课，还有的钻进地洞，继续往深处凿坑，建造新的“堡垒”。事态变得更为严重了，校长出面将班主任训斥一番，又搜走了我们手中的“战利品”。十几个同学同时被罚了禁闭，背了三天的古诗。现在回想起来都害怕，当时那些带环的手榴弹，不知是否还具有杀伤力。年少的我们竟然对危险懵懂无知。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地道的挖掘和武器突现的震惊，深深烙印在每位同学的心头了。下课的时候，大家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当课本里学习了董存瑞、黄继光，从连环画上知道了小兵张嘎打鬼子的故事，我们便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有人说地道是小日本的工事，也有人辩解，说这可能是我们打小日本运用的地道战术。那时听说，察尔森中学院内有日本人修建的青砖瓦结构的旗公署，我们便在夜晚偷偷地跑去，用力扳墙体的砖瓦，只记得墙体牢固坚硬，很难扳得掉。这座遗址好多年都未拆除，我们便好多年都耿耿于怀。后来做了会议宴会大厅，再后来，这座房舍拆除了。在院内，还有日本人种下的百余棵古榆，至今生长着。这些是侵略者赤裸裸的罪恶见证，也梦靥般地伴随了我们成长的岁月。
    清明节时，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去北山，祭拜一位叫“马列”的蒙古族革命烈士，据说日军侵占时，马列为了保护军马，在战场上牺牲了。烈士的爱国情结，灼热了我们的内心。一有时间，我们便自发地去祭拜。后来，学校组织在山上植树，栽植满山的松树，每位同学都干得热火朝天。松树丛生，像一位位护卫烈士的卫士。再来山顶祭拜时，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迈起了正步，如同那些卫士活着一般。
    锡伯图山，是察尔森海拔最高的山。我们常常在端午节时，结伴去攀登。登上山顶的人，便能在雾气缭绕中，俯瞰山下潺潺流淌的洮儿河水，遥望远在云端的成吉思汗庙。这些，构成了对我们山里孩子最大的诱惑。悬崖峭壁上的柞树，盘根错节，簇生着。几个歪歪扭扭缠绕着萘蒿枝叶的小脑袋，出现在窄窄的山脊上，最先到达山顶的人，将红领巾攥在手中，高高地飘扬着。
    一声尖厉的喊叫划破了山涧。大家冲下山去，一位女孩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血肉模糊，身上的布衫已被撕扯成一道道碎条。大人们抱走了女孩，大家作鸟兽散。受伤的女孩，全身瑟瑟发抖，梦靥般地自言自语，说见到了熊一样的庞大怪物。目光呆滞。乡亲们于是聚在一起，长吁短叹，有人捶胸顿足，嘴里念叨着，造孽啊，造孽啊。找来会驱鬼魂的，闹了三天三夜也未见好转。大人唏嘘的声势，加重了我们的恐惧。村上年岁最大的人说，山腰处有个“万人坑”，里面埋了好多尸骨。我们小镇现在活着多少人，那个山底就曾经埋着多少人，包括活人。惊恐和未知瞬间击穿了我们。我记起，小时候，村里人谁家孩子得了麻风病，难产死的大人孩子，都会裹着一领破旧的炕席，丢在山涧里。深夜里，听到野狗长长的嘶吼声。也有的大人，第二天呜咽着跑去，看到只剩沾有斑斑血迹的炕席残落在山底，便又掩面跑下山去。
    后来史学老师给我们讲述，在1921年乌泰发动“东蒙古蒙旗独立”事件中，吴俊升队伍追赶，在察尔森锡伯图山南麓发生过“海力图大屠杀”，有科尔沁右翼前、后二旗的500难民和万人群众在这被屠杀。历史真实事件的印证，更加笃定了这些年我们内心的质疑。
    从此，我们再没登过山。端午节的快乐就这样被掳走了。

责任编辑: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