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灾人祸几乎年年都有，为何1942这么出名，灾难损失如此严重？
历史永远不像冯小刚导演说的那么简单分明：“统治者对人民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摘自电影《一九四二》映后感谈）。在特殊时期犹是如此。
当时河南的损失有多大？
河南的1942之所以出名，是因为1942年河南一共死了上百万人，十分之一的河南人在当年被饿死，天灾人祸在民国时期是年年有，饿死人更是家常便饭，但如此惨重的人员损失，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然说到1942年河南的灾难，有些人会说当时是抗战时期，本来国家就有难，所以赈灾不利似乎也情有可原。这样说乍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当时确实是国难临头，日本侵华如火如荼。但如果考虑到河南和河南人在抗战时做了什么，恐怕就更能理解这次灾难对河南人的心理产生了什么影响。
河南对抗战的贡献和遭受的损失
抗战是国难，而身为中原人的河南人更是首当其冲。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河南到1942年一共为国家提供了156万士兵，在抗战的前5年是出兵人数最多的省份。而河南历史上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区，到现在仍是如此，河南一省的小麦产量仍然能占到全国的1/4左右。在抗战时，河南也一直是为抗战军队提供粮食最多的省份。
（抗战时各省出兵人数，河南在全面抗战前五年是最大兵源省，全面抗战八年也排名第二）
但河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有什么样的遭遇呢？1938年6月9日，在蒋介石一再命令催促下，国军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挖开，致使黄河改道，在河南形成了大范围的黄泛区，而这些行动，事前却没有针对老百姓做任何的防灾准备，致使河南有140余万家庭流离失所，800万亩耕地被淹，89万民众死亡，遇难人数接近南京大屠杀的三倍。可以说在抗战中，河南一如继往地在国家有难时站在了最前线，同时也一如继往地付出了最大的牺牲，遭受到了最大的损失。
1942大灾的原因及影响
而花园口决堤之后，河南形成的长达400公里的黄河泛滥区使曾经的粮食主产区豫东地区的耕地，几乎完全无法耕种。黄泛区使大量民众沦为灾民，极大地加重了河南的粮食压力。而之后几年，黄河频繁改道，一些原来的河道在黄河改道之后又暴露于阳光暴晒之下，在1942年河南的大旱中又成了蝗虫滋生的温床。而在当时，农民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灭蝗手段，很多时候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只能任由其把还没成熟的庄稼咬噬一空，所以当时的蝗虫表面上是在吃庄稼，实际跟吃人也差不多。
这就是1942年河南人面临的四场灾难其中的三个，即水、旱、蝗。而第四个灾难就是雪上加霜，甚至是落井下石的汤。什么是汤？就是黄埔系骨干将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汤恩伯。在1942年河南遭遇空前大难的情况下，汤恩伯仍然在重灾之区大肆征敛，在一些地区甚至将农民所有的收成收走，而且许多逃荒的灾民甚至在逃荒的路上还会被汤恩伯的军队洗劫一空。汤军在河南的这些作为，在客观上大大加重了河南的受灾程度。而这四种灾祸里，至少三种都跟国民政府的作为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所以从那时起，国民政府就在河南人心尽失。
正因为如此，在1942年之后，河南人把古籍《周书》中的“天有四殃，水旱饥荒”这句话做了改编，来描述河南当时的灾难之惨和灾难之源，即“河南四殃，水旱蝗汤”。而河南十分之一的人就在一年之中，死于这四种灾殃。同时还有400万人被迫逃荒，灾区人民大多选择沿陇海线向西面的关中地区逃亡，有的进入冀南，有的进入鄂北，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所描写的路线就是灾民首选的西线。
总体说来，此次灾荒死亡人数过多，是天灾，更是人祸！天灾可抗，人祸难逃。人祸最主要的是日本侵略！不过，对于河南大灾，国民政府自己也难辞其咎，可以归结为“初期灾情隐瞒不报”和“后期赈济粮食运不进来”这两大主要的直接原因。
首先，李培基作为河南一省之长，面对河南大灾，竟然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向蒋介石汇报河南大灾的事，因为地方政府瞒报灾情，导致蒋鼎文被中央训斥了。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向何应钦汇报河南灾情，被何应钦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为由，顶了回去。也是因此，蒋鼎文为首的军方，与李培基为首的地方政府产生了矛盾。
1942年10月份，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刀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李培基警告各地代表不要把灾情说的太严重。各地代表比较有良心，如实汇报，让两位大员非常吃惊。
面对中央大员的询问，李培基汇报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全刮干了。"
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捋脖旱!"(当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蒋介石将征粮食作为县长的考核指标。在县长们的考核中，粮食占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抓壮丁占百分之三十五。
许昌县长王桓武，预计当年收成是以往的八成，实际只有一成。而他为了完成任务，依然按八成的标准收粮食。不交粮食的，缴不够的，王恒武就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住在百姓家里，逼着百姓砸锅卖铁交粮食。在灾害中，许昌县死的亡人数是最多，死亡183472人（1943年数据）。
1942年，王桓武提出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
1944年春，在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下，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抗战胜利后，他打算叛国，被老家的团勇活埋了。
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连救灾物资都贪污。
国民政府参政委员郭仲隗，好不容易从中央争取到2亿元法币的赈灾钱款。结果，经过层层盘剥，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后来，中央又追加3亿平粜款，用于从外地购买粮食。结果，被河南省府政秘书长马国琳，和当时的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用于投机倒把。直到半年后，才买回来粮食。
追根溯源，除了天灾，这还得把仇恨放在日寇的侵略战争这“人祸”上来，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因。
责任编辑: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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