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所以盛民也 ——乌兰浩特成“城”浅探

　

●倪向阳

    想精准界定“乌兰浩特”什么时候成为“城”的，真的很难。
    先说“浩特”两个字，蒙语音译为汉语，初始称蒙古族牧人居住的自然村，而后泛指城市、城郭、城镇等人口聚居区域。亦村亦镇亦城，可小可中可大，涵盖面挺广。
    史载，乌兰浩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和汉代初期，即为东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活动之地；元、明、清三代朝廷皆设郡府辖治。康熙三十年（1691年），扎萨克图旗第三代郡王鄂齐尔在此修建家庙，地名遂称“王爷庙”；民国时期，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一垦殖局将王爷庙改称“兴安镇”；日伪时期的1932年，再改称“王爷庙街”。直至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街诞生，红色政权能以“乌兰浩特”之名（蒙语译为“红色的城市”），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乌兰浩特”从此独树一帜而闻名遐迩。
    从正式命名“乌兰浩特”开始，算一座城市的起点吗？因为“浩特”本身自带城市的意蕴。我认为，仅从字面、字意上算起，还似乎欠妥，仍须从城市的功能及形态上做文章才好。
    查“城”字，当数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定义为圭臬，他解释说：“城，所以盛民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成：“民，乃城之本。而在人的各种需求中，安全无疑是第一要义，宜居舒适应该是本来面目。”还要加上“城市是一种特殊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路易斯·芒福德）。
    种种论述叠加，考证乌兰浩特成“城”就有依据了：一有众民聚居，二有官府行政，三有安全舒适，第四个“有”更为重要——“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基于此，我个人判断，乌兰浩特地区成“城”的时段应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1930年——1937年间）。

    确切的人口统计因当时没有条件实施普查，只能用“众多”勉强概括，期间历经民国、日伪统治，又有内地汉民陆续批量移入，居住房屋逐渐增多，街巷道路纵横延伸，行商坐贾的“买卖人”开店铺、立作坊，贸易流通各业从小到大，从少到多，招牌字号初萌即兴，颇有几番“城市”的气象。但还不够，从“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一最重要功能来看，这一地区它是否具备？

    再查史料，学校的建立即教育的兴起，从1881年扎萨克图旗的私塾的创办可见一斑：“小康之家延师教授子弟者约10余处，学生不足百人，皆学习蒙文。”而后继续发展到全旗各主要村屯均建有私塾的规模，再往后，地方学校、国民优级学校普遍开花。更让人兴奋的是，1930年以后，这一地区（时称“王爷庙街”）出现了高等学校，据《科尔沁右翼前旗370年》文史丛书记载，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始建于康德元年（1934年）；兴安学院，建于伪康德2年（1935年）；蒙民习艺所，建于为康德5年（1938年）；育成学院，建于伪康德6年（1039年）；师道学校，建于伪康德8年（1941年）；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建于康德8年（1941年），其前身始建于1937年。还有警察学校、兴安医学院等。”至此，这一地区的教育已成系统，兼及各业，“流传人类文明成果”这一功能日趋完善，尽管教学内容有糟粕与精华并存的弊端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环境造成的。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乌兰浩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完成了由村屯变为城市的凤凰涅槃，化蛹而成蝶。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即使是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即使乌兰浩特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以后，民族的觉醒，人民的反抗，反而与时俱增，具体而集中地体现在蒙古族各界人士倡议兴建成吉思汗庙上。
    侵略者都奉行“奴役一个民族，最好是让他们忘掉自己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者亦不例外，他们口头鼓吹“日蒙亲善”，实则亵渎成吉思汗的圣灵；他们实行奴化教育，建神社，讲日语，拜天皇，妄图把沦陷区的人全部“改造”成日本人，既亡国又灭种，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永久地把5000年的中华文明古国㩴为己有。
    与侵略者的奴化、同化政策针锋相对，“1940年春，部分蒙古族知识青年提议在王爷庙兴建成吉思汗庙，通过纪念成吉思汗增强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见《科尔沁右旗前旗370年》文史丛书第177页）。“工程于1941年5月5日开工奠基，历经三年，于1944年10月10日建成，并举行了落成典礼。”（同上书第178页）。
    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尊誉为“一代天娇”的成吉思汗，有了供奉、纪念的庄严殿堂；这位奋发踔厉、开疆拓土的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傲立罕山之巅，俯瞰东北大地，雄视白山黑水，震慑虎豹豺狼，以雄鹰怒展双翼之势，激荡家国浩然正气，“还我河山”之凛然呐喊“于无声处听惊雷”。“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续写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成吉思汗庙的兴建，当推大德首善，永志难忘。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给乌兰浩特地区的城市建设带来巨大转机。
    首脑机关的办公场所，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乌兰夫主席办公处、内蒙古军区、乌兰浩特市委政府等均各得其所，从旧照上看，房舍建设上还属于“新潮”的；新闻单位如内蒙古日报社，位于市中心区位，原是日伪时期设置的军警宪特机关驻所，建筑牢固，内蒙古日报社西迁呼和浩特之后，原址留给科右前旗人民医院使用，一直到2017年医院迁走，该楼仍然“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及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乌兰浩特的市政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其代表性建筑有两座，一个电影院，一个剧院，体现城市文化生活“升级”、“扩容”。说到影剧院建设，我要介绍一个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倪振华，时任乌兰浩特市房产科科长。那个年代的党员干部，任劳任怨与严于律己，是出了名的，“毛主席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几乎不用诸如纪检委、监察部、反贪局什么的“盯着”“巡视着”，如果做了“对不起党的事”就成了个人及全家的奇耻大辱。承建影剧院，人生头一回，父亲在那一时期算是跟工程“摽”上了，没日没夜没星期日礼拜天地“钉”在工地上。当时我四、五岁，有时好奇随父亲到工地“旁观”，一看就是大半天，毕竟父亲他们盖的是乌市最高最大最新式的两座楼哇。2011年4月9日那天，凭着儿时的记忆，我写了《吾父乃建国前党员》一首七律诗，记下父辈的形象，录下家风的遗珍：
饭粒桌边用筷粘，时闻父嘱惜三餐。
扛活背烙为奴印，敬业深明建国难。
日记纸黄书两面，自行车破走千山。
灯前引线眯花眼，补袜心无半缕贪。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一成语，我体会颇深。走到如今，乌兰浩特早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城市化可谓突飞猛进。回到初始，检视初心，中国城市化，不应该只是物质丰满、秩序匮乏的钢铁水泥森林，不能以透支环境为代价，不能丢了特色而“千城一面”，更不能成为文化的“沙漠戈壁”，因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所以盛民也。”

天地形胜，城以盛民，而文明兴焉。

    【本文作者】倪向阳，笔名阳关，生于1948年8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研班。资深报人，曾先后创办《兴安日报》《准格尔矿报》《兴安文学》《内蒙古商报》《兴安商道》《有机农业报》等。其诗歌作品《致白鸽》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索龙嘎”奖；七言律诗《参加纪念麦新音乐会有感》获“中华诗词奖”。先后获“内蒙古好新闻奖”、全国“小小说”一等奖等。作品集《阳关格律诗词选》是内蒙古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格律诗集，计有诗词歌赋作品近300首。出版后，有近10首诗词被《中华诗词》《诗刊》《草原》等选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