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子年之乱

　     广柔无垠的科尔沁大草原一碧千里，苍茫壮阔，展示着博大、宁静的主色调。1912年（农历壬子年），以札萨克图旗末代王爷乌泰为首的东部盟旗少数王公上层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独立”事件，使晴空万里的草原突然间乌云密布、风雨交加，刚刚浮现的辛亥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时又被动乱的阴霾所遮盖。
    乌泰出生于清咸丰10年（1860年），是札萨克图旗第十二代郡王，光绪七年（1881年）袭位，并兼任哲里木盟副盟长。札萨克图旗第十一代郡王根敦占散病逝时，身后无子继位，其兄乌泰平时深得大福晋葛根珠拉赏识，这时被大福晋指定继其弟郡王位。      诸王公认为王位由弟传回兄不符合王位继承惯例，且乌泰早年出家，时年已25岁，故坚决反对其继承王位。但大福晋倚仗权势力排众议，还是强行指定乌泰承袭了王位。
     壬子年，乌泰发动了东部部分蒙旗“独立”事件，在当时国内外造成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独立”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不开的。
     乌泰袭位后，深知自己在清廷中根基很浅。为了讨得清廷的喜欢，坐牢郡王宝座，便持续大量地向清廷“捐输”。乌泰还利用进京“年班入值”的机会，在皇室成员中间广泛周旋，慷慨“捐输”。由于乌泰在朝廷奔走时善于逢迎，殷勤备至，且出手大方，终于获得清廷的好感，连连被赏赐。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赏戴三眼花翎，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赏穿黄马褂（清代的一种官服，常赐与有功之臣），还多次在紫光阁“赐燕（宴）”、赏用“紫缰”（清代对皇室近支和有功的高级官员特许乘马用紫色的马缰绳，以示恩宠）。
     由于过度“捐输”，加上旗王府平时开销较大，致使王府财力日益窘困，最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乌泰便不顾清廷关于盟旗领地不得私垦的封禁政策，私招外旗人口来本旗垦荒，收取地租银和押荒银。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始，将洮儿河两岸的夹心荒地和归流河流域的荒地勘放给外旗蒙民，招垦面积南北长150余公里，东西宽50余公里。垦民每户只要交银20两便可自由垦荒，数量不限，不论种多少地，每年每方（一方合45垧）川地交租粮10石，山地交5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在达赉窝堡、哈奇吐等地放荒，长150余公里，宽130余公里。前后放荒42万多垧，共为1000余户外来户发放地照1260份，外来人口第一次超过本旗土著人口。
    乌泰私自大量放荒的举动，从一开始就一直遭到本旗其他王公的反对，但均遭到乌泰的拒绝。王公们在无奈的情况下，以朋束克巴拉珠尔为首的台吉们便具状向清廷理藩院提出控告。理藩院是清廷专门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那时札萨克图旗由清廷盛京将军节制，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根据哲里木盟盟长报告，将乌泰“暂行革去札萨克印务”，听侯朝廷处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盛京将军增祺奉命复查这一诉案，3月以“招集客民，敛银开荒，虐待部下”之罪，经理藩院核准，撤销原处理决定，“革去副盟长职任”。副盟长是个有职无责的虚衔，清廷恢复乌泰旗札萨克职，而革去其副盟长职任，实际是对他的一种警示性处理。
     乌泰对清廷的惩处耿耿于怀，遂转念决定另向俄国人寻出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乌泰私带王府印信潜往齐齐哈尔，会见了俄国外交官索克宁和统领伊勒门，以后又受他们之邀赶去哈尔滨，向俄国请求政治廦护，并接受俄方赠送的快枪12杆。
     乌泰私携印信出走20多天，并私自与俄人接触，违犯了清廷关于“蒙旗王公未经朝廷旨准不得离开旗地”的禁令，盛京将军增祺获悉后，立即派员带白银3000两赶赴哈尔滨将乌泰接回本旗，清廷特派兵部尚书裕德查办，决定革去乌泰札萨克职，“暂留任三年，以观后效”。
     凭心而论，乌泰王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清廷虽革去其札萨克职，但仍“暂留任三年，以观后效”，这是再次对他的容忍和宽大。因为清廷对蒙旗王公一直奉行笼络怀柔政策，对他们的惩诫处理十分谨慎。
     这时的乌泰仍然被窘困的财政状况所困扰，于是他再次铤而走险，开始背着清廷私自向俄人借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乌泰从华俄道胜银行借贷10万卢布；6月又借贷10万卢布，条件是以全旗土地、矿产和牲畜作抵押，期限四年。当时中俄已签订了《辛丑条约》，但他们并不从中国东北撤兵，并积极拉拢地方势力，企图赖着不走。所以对乌泰极尽笼络利诱之能事，决定对乌泰给予保护，并“由俄国帮助该旗军装饷项”，要求乌泰将来做俄之“藩属”，联合诸蒙旗“统归俄属”。乌泰接受了这些要求，向背叛祖国迈出了危险的步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乌泰再次潜往哈尔滨会见俄东清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代办达聂尔，以本旗山林作抵押，贷款9万卢布，为期一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达聂尔摧还欠款，乌泰无力偿还要求缓期，达聂尔断然拒绝，并扬言要派兵到乌泰府查封产业。同时他还照会中国东三省总督要求对乌泰的行为查明究办。在万般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乌泰只好向东三省蒙务局说明了向俄人借贷的实情，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并恳请政府代为偿债。清政府遂于宣统元年（1909年）2月代乌泰偿还俄债29万卢布。由于乌泰知罪悔罪，清政府又一次宽大了他，没有对他治罪。事后，清政府照会各国驻华使领馆，今后各国与蒙旗私定借款契约者，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是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已尽，正酝酿着巨大的社会变革。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无疑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在蒙古王公贵族中间引起了山崩海啸般的巨大震动。他们深感利益不保，十分恐惧，“痛心疾首，期复旧观”。这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在京的一些蒙古王公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并联合各盟旗的24位王公,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上书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要求保证蒙古王公的地位和利益。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部）135旗的名义，致电当时南北议和民军代表伍廷芳，表示拥护清朝，反对共和。这样，由京城到蒙古地区，形成了一股反对共和新制、维护清王朝统治、维护蒙古地区原有社会制度的逆流。
      在清朝民族压迫日益严重和沙皇俄国的威逼利诱下，1911年7月，喀尔喀蒙古四部王公和上层喇嘛在库伦（今外蒙古乌兰巴托）召开会议，决定蒙古独立。随即派出代表到俄国请求俄国政府给予支持和保护，俄国政府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迫使中国政府停止了在外蒙古的各种“新政”。同年12月1日，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分裂集团宣布“独立”，脱离中国政府。随即，哲布尊丹巴集团向内蒙古各盟旗发出通告，号召脱离中国政府。
      受此影响，1912年1月，呼伦贝尔地区以福胜为首的一些人鼓动各蒙旗武装攻入海拉尔，以呼伦贝尔旗属等全体官兵名义致电黑龙江巡府宣布“独立”，并率蒙旗武装占领控制了整个呼伦贝尔地区。一时间，蒙古地区分裂势力极为猖厥，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乌泰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脱离中国政府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便加紧了分裂活动的步伐。1912年3月，乌泰派出代表前往库伦呈递文书表示归顺，并请求援助。5月哲布尊丹巴封乌泰为亲王，同意发给别旦式枪一千二百杆，子弹五十万粒。同一时期，扎赉特旗、科右后旗、郭尔罗斯前、后旗等旗也表示归顺哲布尊丹巴集团。7月，乌泰王派往库伦的代表返回，带回哲布尊丹巴集团表示支持的消息后，乌泰便迫不及待地实施他的分裂计划。
     1912年7月3日，乌泰发布征兵令，开始招兵买马。同时，还通告科右中旗、科右后旗、扎赉特旗同时举兵起事。
     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乌泰用哲布尊丹巴集团援助的一千二百杆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蒙民，组织起一支约三千五百人的武装。当时，大多数蒙古民众反对仇杀和分裂，不愿参与其中，“号哭于道，纷纷迁避”；相当多的官员和喇嘛也是因畏惧乌泰势力而被裹胁参加的。乌泰决定以王府、葛根庙、嘎钦庙为据点，委任三大殿的活佛为“元帅”。又任命20名“统领”、4名“帮统”负责带兵，还组成了私人卫队。8月16日，乌泰切断了洮南府与奉天府的电报联系。8月17日，乌泰发出通告，表示归顺“大蒙古国的决心”。8月19日，乌泰离开王府前往葛根庙，20日发出“独立”告示，公开宣布“独立”，“与中国永绝”。同时宣布“独立”的还有科右后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扎赉特旗札萨克巴特玛拉布坦。
     乌泰举兵后，即分三路大举进攻洮南府及周边各县，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札萨克图旗的领地。第一路为左路，以葛根庙六世活佛为“元帅”，从葛根庙出发，计划先取靖安县（今白城市洮北区），然后进攻洮南府。第二路为中路，以王府锡勒图喇嘛为“元帅”，从王府（位于葛根庙西四公里的台伯力屯）出发，直扑洮南府。第三路为右路，以礼泉县（今突泉县）的嘎钦庙嘎钦喇嘛为“元帅”，从嘎钦庙出发，先取礼泉县城，得手后从西边进攻洮南府。
      一时间，黑云压顶，烟尘滚滚，科尔沁大地杀声四起，兵荒马乱。
      对于东蒙乌泰等人的分裂举动，民国政府早已洞悉。鉴于日益严重的事态，7月19日，国务院即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出《乌泰附合库伦决定以兵力剿办》的密电，电称：“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既三省亦无宁日，现经国务会议决定，以兵力剿办”。 民国政府坚持对乌泰“先抚后剿、随抚随剿”的政策，8月13日，洮南府奉命派出两名特使持函前往乌泰处进行“宣慰调和”，遭到乌泰断然拒绝。就在8月20日乌泰计划举事的这一天，民国政府仍对乌泰作最后的努力，指令赵尔巽派员前往札萨克图旗对乌泰进行劝谕，也同样未果。这一天，民国政府在对乌泰进行“宣慰”的同时，向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发出命令，命令他们对乌泰的叛逆行为如劝谕无效，即“以兵力从事”， 出其不意地坚决剿灭之。
     赵尔巽总督接到电令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应变准备。在都督府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建立了兵站；急调驻辽源州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的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及奉天右路巡防队帮统王良臣率马步兵共八个营日夜兼程，驰援洮南府。与此同时，吉林、黑龙江两省都督也都紧急作了防范准备。这样就完成了对乌泰动乱队伍的战略包围，8月22日，政府军的围剿战斗在不同地域同时开始。
      面对突然扑来的乌泰人马，洮南府知府孙葆瑨闻讯大惊。他一面禀报奉天府请求巡防队统领吴俊升率军前来救援，一面急施“缓兵计”，派人带着礼物前往乌泰处，表示希望和平调解，消除蒙汉两族纠纷。乌泰分裂决心早已下定，且箭已开弓离弦，于是对孙葆瑨的请求狂妄地加以拒绝，并把谈判代表投入监狱。孙葆瑨无奈之下急中又生一智，巧施“疑兵计”。他命令城防队官兵夜间悄悄出城，白天则公开进城，大造声势，给人以官军正源源不断地进城的假象。此举果然奏效，乌泰部谍报人员将这一情报报给乌泰和各路“元帅”，致使他们不敢贸然进攻，把进攻的时间延迟了十多天，错过了攻城的大好时机。当吴俊升率领的马步兵八个营约三千人开进洮南府后，乌泰才知上当。
     吴俊升部开进洮南府后，一部开往镇国公旗，一部由吴俊升率领向乌泰部发起进攻。由于实力相差悬殊，乌泰部招架不住吴部官军的强大火力，伤亡惨重，且战且退。9月12日，乌泰所部残兵败将全部向北退入葛根庙。这时，镇国公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在进攻镇东县城失败后，带着败退下来的队伍和一部分逃难蒙民也逃到了葛根庙与乌泰部会合，札萨克图旗的大量逃难蒙民也涌向这里。这时的葛根庙一时集结了叛军队伍和难民两万多人，成为乌泰部的临时大本营。这时葛根庙的葛根喇嘛降“法旨”向蒙民鼓惑说，现在我们应直向海拉尔安班浩特去，到那里能和外蒙古援军会合，取得枪支弹药，然后再反攻战胜官军。但还没等他们行动，吴俊升便带着队伍追了上来。吴部官兵迅速包围了葛根庙，并在庙南部制高点孟喜哈达山上架起了大炮，向葛根庙猛烈轰击。官军拥有现代先进武器，这是他们的优势。而乌泰部本来就是一群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特别是夹杂在当中的难民，过去甚至连大炮的声音都没听过。面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和落地开花的炮弹，他们顿时乱作一团，毫无抵抗能力，死伤十分惨重。混乱中，葛根和两旗王公官员带着他们的队伍向北面的札萨克图旗王府溃逃而去。吴军一直追到归流河南岸，乌泰急在归流河北岸布防，双方形成隔河对峙状态。乌泰逃回王府后，面对屡战屡败的惨状，决定放弃王府向外蒙古逃跑。于是，他带着家眷、卫队和拉什敏珠尔、葛根庙六世葛根一起逃向北面的索伦山，并最终越过茫茫的兴安岭，辗转进入外蒙古，投向外蒙古哲布尊丹巴集团。两旗官员和各庙喇嘛见大势已去，便各自逃生，作鸟兽散。剩下的一万多难民和五百多民兵失去了统一指挥而更加混乱不堪，便一直盲目地向北奔逃。9月20日，当这一大群人逃到镇国公旗西北的海力图（今科右前旗察尔森镇东南)大沟时，由于连日暴雨，顺沟奔流而下的洮儿河河水暴涨，将逃难队伍阻于河南岸。吴部官军追上来后，从沟的两侧夹击，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屠杀。吴军在难民中恣意来回冲杀，许多难民或被马踩死，或被官军砍杀，一时间，海力图沟难民们绝望地呼天喊地，积尸遍地，血水染红了洮儿河水。后人称此事件为“海力图大屠杀”。
       在彻底解除洮南府之围后，奉天右路巡防队帮统王良臣指挥马步兵三个营从洮南出发分两路奔向靖安县，连克几个据点，靖安县转危为安。
       8月下旬，马步一营管带诺门巴图率领队伍开进礼泉县境。9月8日上午，诺门巴图指挥官兵在县警捕队的协助下，攻克了嘎钦庙，俘虏兵丁喇嘛40多人，并在庙东山间密室里将右路“元帅”嘎钦喇嘛捕获。
       至此，乌泰的三路大军全部归于失败。
       扎赉特旗札萨克贝勒巴特玛拉布坦时年仅14岁，在官军大军压境的情势下六神无主，惊恐不安。9月初，在其坚决反对“独立”的庶母的陪同下，到黑龙江省会晋见都督宋小廉，表示忏悔，并于9月12日在齐齐哈尔宣布取消“独立”。这样黑龙江省未费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和平解决了扎赉特旗的“独立”问题，百姓免遭一次生灵涂炭的厄运。
      自8月20日始，至9月30日止，经过政府军转战各地大小30次战斗，东部部分蒙旗“独立”事件被彻底平定。10月15日政府军各自撤回原防地。乌泰发动的这场闹剧仅仅上演了41天，便迅速收场。
      发生在20世纪初东部蒙旗的这场动乱风暴很快就刮过去了，风暴过后，科尔沁草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这场动乱却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痛，留给后人很多很多的思考。
      蒙汉两族人民杂居一地，自当和睦相处，和则两利，乱则两害。据资料显示，在这次动乱中，参与动乱者死伤757人，被俘后被释放者920人，无辜群众死伤2556人，政府军死伤74人；毁坏房屋200多间；一些商号商品被抢，损失计白银13700两、银洋66600元。动乱区域内老百姓大量外逃，流离失所，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仅从事后民国政府招回和赈济动乱中灾民的数字看，就可清楚地看到这场动乱给这里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多么深重。动乱中逃进索伦山深处的难民达20000多人。科右前旗逃到扎赉特旗的难民为392户、3063口人；逃到大赉县（今吉林省大安市）境内的难民7000人。全旗因动乱造成生活贫困的蒙汉各旗群众达3938人。特别是动乱组织者煽动挑起的蒙汉两族的相互仇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心理创伤，是短期内难以抚平的。
      这场动乱是在国际民族分裂势力怂恿和支持下，由东部蒙旗少数王公发动的。参加动乱的蒙民大多数都是受欺骗宣传而被裹胁进去的，并不清楚事件的真相。既使是在王公上层，意见也是不一致的，大多数王公贵族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独立”的。动乱被平息后，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经民国政府同意，于1912年10月28日在长春府城召开各旗札萨克会议，讨论当前急迫的问题。与会王公及其代表们强烈谴责了哲布尊丹巴集团的“独立”和乌泰等人的动乱行为。哲里木盟爱国王公的行为，表达了绝大多数蒙民的愿望。很多王公贵族后来因为反对动乱还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封赏”。科右前旗协理台吉朋束克巴拉珠尔因反对“独立”，不参加动乱，被晋封镇国公衔，署札萨克职。科右中旗札萨克业喜海顺亲王“不受他旗煽动，且能接济官军助战”，因已是最高爵位的亲王无爵可进，奖以双俸，授翊卫使，加封一子为镇国公。科右后旗三等台吉乌思虎布彦反对“独立”，“率属下召壮20余名，一律剪发易冠，”以示维新，拥护共和，封镇国公加贝子衔，署旗札萨克职。即使是动乱中曾一度宣布“独立”的扎赉特旗贝勒巴特玛拉布坦，因及早醒悟，取消“独立”，有功大局，也被晋封郡王加亲王衔，追封其父为郡王，其生母给予福晋封典，庶母因力劝巴王爷取消“独立”有功，被封为福晋。在这次“封赏”中，哲里木盟十旗王公晋封亲王、郡王、贝勒加郡王衔、贝子、台吉加镇国公、辅国公等爵位的，共达1872人。各旗王公贵族喇嘛凡未参加或反对动乱者，凡拥护共和者，都得到了“封赏”。这是对这些在事变中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行为的肯定和葆扬。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乌泰等人的分裂活动一开始就处于孤立壮态，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即使对这场动乱的组织者，祖国母亲还是以博大宽厚的胸怀，宽恕了他们。乌泰在动乱中兵败逃进索伦山后，在俄国人的接应下进入海拉尔，1912年11月初，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逃到外蒙古，被哲布尊丹巴集团任为“兵部副大臣”。1914年9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进行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谈判，乌泰作为外蒙古方的代表也参加了谈判。经过8个多月48次的谈判，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中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国。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特准：“将所有附       从外蒙古自治官府的各蒙人，加恩完全释罪，并准内外蒙人员，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居住。”这一政策，为乌泰等所有“独立”动乱逃到外蒙古的人员回归祖国，敞开了大门。
      寄人篱下的乌泰在祖国宽大胸怀的感召下，对自己的动乱之举逐渐有所认识。1915年8月9日，乌泰向奉天省开通县知事发出信函，表示“本王理应遵约，赶速束装，携带随从人员全眷并喇嘛台吉一切人员等，一并迁入回旗。”10月下旬又派代表到奉天省商谈回旗之事。奉天省依照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赦免乌泰从前各罪，开复其原爵位和归还其不动产。并提出：遣散乌泰带回来的兵丁武装；保护其生命财产；本人不得私自处理各不动产；不得私与外国人接触；入京觐见后职任由大总统决定。乌泰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乌泰偕同六世葛根活佛等人启程回国，于10末到了海拉尔。奉天、黑龙江两省署派员送去两万元作为随从人员回本旗的安置费，又另拨一千元给乌泰作为进京的路费。
      11月4日，乌泰向大总统递交了呈请觐见的文书。同日，大总统开复其郡王爵，令其留总统府任高级顾问，并赐官邸一所。1918年1月，乌泰请假回到科右前旗，与亲友共度春节，并处理在位时遗留的一些旗务，11月底返回北京。1920年4月，乌泰请假欲去五台山进香，但因身患疾病而未能成行，于5月6日病故于北京。大总统指令乌泰丧事按故郡王定例进行，派员前往致祭文，送去“赙银”1200两、牛犊1头、羊6只、酒7瓶。
    镇国公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逃到外蒙古后，于1915年10月初向民国政府蒙藏院呈文，表示自己“违背同胞之义，悔之何及”，“愿将故妻之灵柩存留在库（伦），并将跟役人等遣回乡里，率领孤子先行进京，拟请觐见。”得到批准后，民国政府派员护送其来到北京。10月13日得到了大总统接见，后被留京任陆军部顾问。1916年9月5日故于北京。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五千多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但最终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在相互依存、相互融合过程中，结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足以战胜任何分离势力，足以融化任何不和谐的因素，这是中国保持统一局面的根本所在。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是全体中国人的福祉所在，是各族人民必须永远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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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资料：
《吴俊升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
‚科右前旗文史丛书《科尔沁右翼前旗370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