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领导风范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强调：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是我党历史上维护大局的楷模。这突出地体现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达 45 年。两个人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离不开的人就是周总理。改革开放刚要开始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曾说，讲个人智慧，很难有人超过毛主席，讲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难有人超过周恩来。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总是把毛、周两个人看作是不可分离的。过去中央把领导人的排名次序确定为毛、周、刘、朱。对待这件事中央很认真，广泛征求了许多老同志的意见。当时人民币上四个人的头像就是按毛、周、刘、朱的顺序排列的。可见毛、周两个人的关系是全党的共识。毛、 周两位都是在中共一大前就入了党的。周恩来入党时间是 1921 年春。这是中共中央在 1985 年 5 月根据事实确定的（周恩来在 1928 年中共六大时对自己的入党时间也是这样填写的。1945 年中共七大时，代表中对有些具体问题有争论，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把自己的入党时间改填为 1922 年，平息了争论。）他们两位都长期担负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是中共一大 12 个代表之一，是党的创始人，遵义会议后在实际上就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在 1927 年 7 月这个重要关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此后连续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达 48 年。在六大后的近两年中，他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人（名义上的政治局主席是向忠发）。

周 恩 来 和 毛 泽 东 第 一 次 见 面 是 1925 年。1931 年开始在一起工作。1925 年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并且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请周恩来到农讲所讲过军事问题，周恩来请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过农民问题，所以那时候常常在一起。

1929 年，转战赣南闽西的红四军内部发生很大争论。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九月来信”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为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又指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这是对毛泽东很大的支持，也为顺利召开古田会议创造了条件。1931 年底，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两个人才真正在一起。那时候周恩来是苏区中央的书记，毛泽东是中央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开始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此后一直到长征，周恩来是军事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黎平会议提出不与二方面军会合，而是向遵义前进。后来渡过大渡河，翻过雪山，到两河口，决定到川陕边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会议都是周恩来主持，军事问题也是由他作报告和结论。当然，他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很多意见。遵义会议决定 ：“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实践过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从内心里非常钦佩。他自己也多次这样讲。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患上了肝脓疡，是被人抬过去的。所以这期间队伍是由毛泽东来指挥的。队伍到了陕北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提出周恩来继续当主席。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当主席，他当副主席。在两个人中，毛泽东起着主导作用，而周恩来则是不可缺少、难以替代的。

1947 年3 月国民党进攻延安，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由周恩来做代总参谋长，后来一直到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等等，周恩来在军事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总的来说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思想，而周恩来的作用也不可替代。胡耀邦同志生前最后看的一本书就是《周恩来传》。他觉得这本书对周恩来军事方面的作用写得不够。编写传记的时候，邓大姐说恩来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传怎么写由组织和中央决定，我个人不发表任何意见。书印出来送给她，她说这本书是一个创新，特别是对文风上很满意。她认为该书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历史情况，澄清了一些问题。但她也提了意见，其中一条是，对周恩来军事上面的贡献说得不够。比如说三大战役，当时每天四面八方的军事电报都是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情况汇总整理好以后，连地图都作好标记，然后去跟毛泽东谈。谈的时候不仅是汇报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谈后，对一些重大问题，由毛泽东起草电报，对一些次要的问题就由周恩来起草。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留下的许多电报手稿，是两人讨论后形成的意见。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也不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所有这些电报一般都由毛泽东批上“送刘、朱、任阅后发”，他们通常没有再写什么意见，紧急时批语就写“发后送刘、朱、任阅”，可见两人配合得很默契。

两人的想法总体上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差别。有差别就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毛泽东开会讲话时，常常是上下古今、纵横万里，有时候别人还没有完全听懂，他说就这样吧！周恩来都全明白了，并且按照他的意图去落实。梁漱溟在一本笔记中说，周恩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你跟他讲话，刚讲了半句，后面的他都已经明白了。所以，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当时，我们称呼主席、总理用不着讲姓什么，主席指的就是毛泽东，总理就是指周恩来。而周恩来总是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同志讲，有一次他对总理说，许多具体的事情，您何必管得那么细，何不在理论上再多做一点贡献？ 周恩来听后说，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具体事情要解决，总得要有一个人来管，我把这些事情都担起来了，可以让主席更多地考虑一些大问题。由此可见，他是心甘情愿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全挑起来。这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奉献。新中国成立前夜，苏联的米高扬到西柏坡来，曾说过 :“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这话很有道理，能有一个像周恩来这样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统战、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样样都拿得起来，又能统一地组织实施，实在很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怎么样呢？小平同志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还不清楚。开始学苏联，但也有自己的创造，后来又看到他们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以苏为鉴。下一步怎么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没有现成的经验，但不可能没有经验就不起步。何况客观形势也不允许我们停步不前，甚至也不许慢吞吞地前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们就感到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政治上的独立是没有保障的。那时一句话流传得很广 ：落后就要挨打！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趁朝鲜停战后这十来年，赶快抢时间发展。

发展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毛泽东虽然对国际问题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但他在 1949年之前没有到过国外。青年时期，毛泽东本来要出国勤工俭学，但想来想去，对中国还了解得太少，还是希望先更多些了解中国。可以这样说，对旧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没有人能跟毛泽东相比。但是对于实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西方国家，他没有亲眼见过。周恩来少年时在日本近两年，1919年回国。1920 年起到英国、法国、德国，一直到 1925 年才回来。因此他对现代化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人的认识总会受到自己经验的影响。这种经历的不同，使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认识上有细微的差别。这也有一定程度的互补作用。

1956 年，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中有些微妙的差异，周恩来提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醒大家“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特别看重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积极性。他虽然也谈到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没有一章专门讲科学技术或者知识分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看法的互补性。

1958 年发生大跃进。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存在忽视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这有许多原因 ：第一，这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们的一种民族心理。因为中国人有过辉煌的过去，而到了近代落后挨打，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落到那样可怜悲惨的境地。新中国一成立，有那么一股子劲。第二，当时整个局势发展实在太快。解放战争时，毛泽东提出三年五年就可以取得胜利，很多人听了不敢想象，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胜利后财政经济那么困难，物价飞涨，结果又是三年，我们的经济就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又开始抗美援朝，1950 年出兵，到 1953 年停战，又是三年。一次次，我们开始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结果都做到了，觉得只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许多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奇迹都有可能创造出来。处在一种特定环境下，造成人们特定的思维方式。那时河南提出一个口号 ：苦干三年，改变面貌。毛泽东还是比较谨慎的，给它添了两个字 ：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现在谁也不会那样想了。第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在缺乏经验，以往的经验大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挂帅和搞群众运动。不仅毛泽东的经验如此，绝大多数干部的经验也是如此，并且取得了成功。因此就以为搞经济建设也可以如此，结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周恩来同志历来顾全大局，有时甚至要忍辱负重，从而在紧要时刻避免党可能发生的分裂。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选择的是一条最艰难的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文化大革命”是他十分痛苦的时期。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是党的分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已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连“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和国家、民族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就是不得不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这对他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是值得反复玩味的。它正是周恩来此时此刻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邓小平说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说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周恩来同志之所以受到亿万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爱戴，因为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这初心的背后是其崇高的人格魅力。

在他心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过 ：“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他为此的付出远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而个人的得失、荣誉和安危从不放在心上。他这一切都发自内心，时时刻刻自然地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故事来。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举办一次纪念周恩来同志的展览会，希望借用一些周恩来同志和西花厅的遗物。这个提议最初被邓颖超同志拒绝了。她说 ：恩来平时常讲，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还要什么呢？后来中央决定要办这个展览，她才把一些遗物拿了出来。邓大姐所说的只是总理平时在家中的谈话，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真实地坦露出他的内心世界。周恩来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是他对同志和朋友的细心爱护。1966 年 3 月 8 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地震，造成严重伤亡。周恩来同志当天就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部署救灾，9 日深夜赶到邢台。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群众听到周恩来来了，都涌到一处空场。他登上一个大木箱讲话，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坚决要求当地干部让群众掉过头去，他改为迎着风讲话，鼓励大家要“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他讲话时那充满忧伤的神情。电影艺术家秦怡在回忆文章中讲道 ：抗战时在重庆，她的女儿斐斐得了胃病，经常呕吐。1957 年，她到北京参加亚洲电影节。“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恩来的身边。他忽然问我 ：‘斐斐怎么样？胃病是不是已经治好？’时隔多年，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事，周恩来却记得如此清楚。这更使我对他的敬意倍增。他岂止关心了我的女儿和我，他的心胸装着整个人类。”

周恩来同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投入的精力，单用“全力以赴”“不知疲倦”之类的词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里，他平均每天工作都在 12 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他处理工作时，总是要求把情况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很细很远。他对经济数字和历史情况的熟悉和记忆常常令人吃惊，因此他提出的意见总能那样的细致周密、合情合理。李先念同志曾这样评价总理的工作精神和品格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楚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中讲到自己亲眼看见的情景 ：“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有理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说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当然是在十分必要时才那么做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万隆会议先遣组组长姚力说，在万隆的七八天内，周恩来同志每天睡觉的时间大体只有 3 小时。这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但姚力细细地说明了他每天的时间安排 ：参加会议的 29 个国家有 22 个没有同新中国建交，开会时总理不能离开，会后他拜访了除南越外的所有代表团。大家休息了，中国代表团内部开会，会后他要向中央写报告，还要为第二天的活动做准备，这些都是总理自己要做的，哪有时间睡觉？后来，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秘书郭英会讲的情况，和姚力所说的完全相同。1972 年 5 月，总理被确诊患膀胱癌，发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继续超负荷工作。从确诊到住院的两年内，除了 13 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直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参加联合国会议归国，他才在 1974 年 6 月住进医院，当天就做了大手术。住院期间，他会见外宾 65 批，在医院召开会议 20 次，出院开会 20 次，找人谈工作 200 次以上。其中包括 ：抱重病坐飞机到长沙毛泽东同志处解决四届人大“组阁”问题，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他完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 42 年了。人们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艰难时刻，百万以上民众不顾“四人帮”的高压，自动聚集在十里长安街的两侧痛哭失声，向他作最后的告别，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这是人民对他的无言评价。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鲜明地说道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评价。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周恩来，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同志率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他深情地说 ：“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对周恩来同志的思念，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呕心沥血建树的丰功伟绩，来自他那无私奉献、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

周恩来同志作为 20 世纪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一位巨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受到众多外国朋友的尊敬。他逝世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他致哀。联合国大厦前也下了半旗。1979年 10 月，法国政府在巴黎举行周恩来 20 年代旧居挂纪念牌的仪式。大理石纪念牌上镶嵌有他的半身铜像。这是法国著名雕塑家保尔 · 贝尔蒙多的作品。他说 ：“我希望重现周恩来的生命和魅力，力求让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脸庞上，从他明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和他的精神。”法国总统德斯坦在揭幕式上动情地赞扬周恩来是“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学识渊博的人”。他说 ：“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竖立纪念碑的人，我们希望在他开始自己的战斗生涯和对法国产生友好情谊的地方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周恩来正如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说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对这样的榜样，人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淡忘的。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重温他的一生，用来鼓舞和鞭策自己，必将化为巨大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这个光荣而不朽的名字。光荣，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过那么多巨大的贡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不朽，因为他遗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将万古长青，他那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热爱人民的高尚品格将永远激励后人踏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