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那些被风吹散的朋友们

　用尽所有的笔墨，也无法描述即将逝去的2018。
 01
孟晚舟获释的那天，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 
“你宋叔死了。”
“哪个宋叔？”
“火车站的车队长，你宋叔。” 
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宋叔才刚过50，身体比牛还硬朗，怎么可能。十一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喝酒呢！  
宋叔是我爸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宋叔这人个子得有一米九，嗓门跟喇叭一样，逢人打招呼，半条街的人都能听到。宋叔见谁都爱笑，小镇的人，一半是他认识的人，一半是认识他的人。宋叔这个人很乐观，打我记事起，就没见他为任何事愁眉苦脸过。 
宋叔1984年参加工作，就在陇海线上的一个火车站。早些年，车站贼多，食指中指夹一剃须刀片，割兜不碰肉，拿了钱就走。早些年，火车站“烟鬼”也多，“烟鬼”没钱了，就几个人凑一起专围落单乘客，堵到墙角，一把弯匕首，逼出乘客全部辛苦钱。 
这些烟鬼没人敢惹，可他们偏偏怕我宋叔。 
94年，几个“大烟鬼”烟瘾患了，围着刚下夜班戴帽子的老宋。一烟鬼拿着匕首在老宋怀里比划，老宋一把抓住伸过来的匕首，白刃就成了红刃，再之后，老宋夺了匕首，就把流血的手按在那人脸上，那人满脸就全是血了，一帮烟鬼吓坏了。
 从此之后，流氓更没人敢惹老宋。老宋值夜班，小偷、烟鬼会主动“下班”，商量好了一样。 
北方冬夜寒冷，最冷时零下20多度。一米九的老宋穿着铁路制服，站在寒风的站台，像铁塔一样。在他的庇护下，缓缓进站的列车是安全的，提着沉重行李回家的乘客，也是安全的。 
我们那个镇，因为修火车才建起来的。当时国家为了隐藏重工业，连军工企业都搬到我们那里。镇子人口有十几万，多半人都认识老宋。老宋爱喝酒、爱下棋，逢人爱开玩笑，半个镇子的人都没见过老宋为啥事愁过，天大的事掉在他身上，好像打个呼噜也就过去了。 
可是从今年开始，老宋越来越闷闷不乐。 
三年前儿子在北京读完大学，留下工作三年了，今年才处了个对象，想结婚。老宋听了很高兴，坐上火车就去看儿子，顺道也看看未来的儿媳妇。就是北京房价太贵，均价五六万，看上了一个70平米的房子，首付要百十万。老宋东平西凑，也只能凑出60万。老宋去北京第三天，不等儿子带他去故宫、长城转一转，一个人买了车票就回家了。 
十一，我刚好回家，碰到老宋也刚从北京回来。我和我爸去看他，老宋唉声叹气。一直说： 
为国家干了一辈子，连个首付都交不起。 
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不安慰不尽情面，安慰得钱。只能劝老宋多喝一杯，日子总得过，阳光总在风雨后。 
老宋眼神很快就暗淡了。再之后，两个月我也没见过老宋。
 12月13日，孟晚舟获释那天。为了给孩子凑足首付，犹豫了好多天后，老宋终于决定去省城兰州的亲戚家借钱。这是老宋人生第一次开口借钱，平时家里没病没灾，自己又有工资，有存款，根本不需要借钱。为了给儿子安个家，老宋这次终于开口了，口是开了，最后亲戚没借。这年头，谁的日子又能容易到哪里去呢？
 亲戚做了一桌好菜，又买了酒，老宋那天喝醉了，老宋感觉一辈子尊严都没了。
 老宋打车到火车站，上了火车，老宋躺在卧铺上睡着了。
 这趟火车，他再熟悉不过了。始发站是兰州，终点站是北京。过去的几十年里，老宋每天都要接一趟。只是今天以后，老宋再也不用接了。
 在火车上，老宋睡着了。火车到站时，乘客里有人认识老宋，“喂喂”喊他下车。老宋没反应，那人过来踢一脚，老宋还是没反应。那人感觉不对劲了，就叫来乘警。老宋是被抬下火车的，突发脑溢血，死在火车上了。
 老宋悄无声息死在了他常接的一趟火车上，死在了第一次让他发愁的2018年。临死前，老宋不知道，已经连续下跌的北京房价，依然足以压垮他这个西北汉子的命。
 从我妈给我打电话，好几天了，我眼泪一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02
11月的一天，我在嘉兴一个寺院最后一次见到阿金。阿金剃掉了长发，脱掉了牛仔裤和大头皮鞋，取而代之的是一袭僧袍和灰色布鞋。
 那天很应景似的，寺院的银杏树叶铺了一地，秋风过耳，一片凄然。阿金跟我说：
 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现在好了，我解脱了。
 阿金算我忘年交，大我二十岁，认识他时，我还是在江苏读大学的学生。因为大家都喜欢诗歌，就常凑在一起天南海北的瞎聊。阿金是一家工厂的老板，高鼻鹰眼，留着小胡子和摇滚歌手般的长发，常年穿同一个款的牛仔裤、马丁靴。从他身上，看不出企业家的样子，倒像一个中年愤青。
 阿金这个人，最大特点爱买单。只要有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买单的机会让给其他人。那几年，阿金常开一辆路虎，从一个酒局到另一个酒局，去了从不废话，先买单。谁要跟阿金抢着买单，阿金还会生气。认识阿金时，我还是穷学生，没啥钱，不知道蹭了阿金多少瓶酒、多少顿饭。我从来没跟阿金表示过感谢，可心里却很感谢他。 
阿金不单请朋友吃饭，有时候也会请乞丐吃饭。有次半夜喝完酒，阿金开车路上遇到乞丐，他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到附近的馆子里炒两个菜给乞丐送去。当时，我还年轻，没见过阿金这样的，可同车的朋友都说，这在阿金这都叫常事。
 阿金在2003年，从部队退伍开始下海做生意，那时正值中国加入WTO，出口激增，江浙小型企业只要把产品生产出来，拿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多少都会被中东客户一网买尽。 
业务根本忙不过来，阿金就叫来自己妹妹来帮忙。一得空，阿金就出入各种酒场请朋友们喝酒，用他的话说“让朋友们吃饱喝足，我开心。”阿金再一有空，就一个人跑到山里，手机永远都是关机，谁也别想找到他。
 2007年，公司迎来了业务迅猛增长。一下子把厂子扩充到两三百人。因为朋友遍及天下，同是浙商，互相扶持。即使在2008年，股票大跌、订单缩减的大势之下，可阿金的生意照样稳增不下。
 我曾跟阿金取过生意经，阿金就回答：信用和交情。
 可从2013年起，阿金这套生意经越来越不灵了。产品更新淘汰太快，订单越来越少，账期越来越长，利息、工人工资、税收越来越高。
 以前产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现在也越来越不灵了。以前朋友遍及天下互相帮衬，现在都人人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订货商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行竞争越来越大，要想提高产品质量，就要更新设备。阿金不管怎么努力，都陷入贷款买设备—投产—再贷款买设备的死循环。一年挣出来的钱，抛去场租、工人工资，最后勉强才打个平手。
 从2013年开始，阿金越来越疲惫，也越来越依赖酒精。
 今年，阿金接了一个大订单，可这大订单对产品质量要求极高，阿金只好贷了几百万准备最后一次更新设备。可这时，阿金做地产的朋友资金链断了，想用一周阿金的资金，承诺一周就还。阿金借了，可朋友的企业却破产了，留给阿金一个巨大窟窿，阿金跳进去都不见顶了。
 坏消息还没结束，今年江浙多家公司被重新追缴了工人社保。如果给工人补缴社保，又是一笔几百万的巨大开支。
 2018年，阿金的公司交完房租、税收、银行利息、工人工资之后，整个企业变成了负数，还欠下银行几百万。
 阿金破产了。
 过去15年，阿金已经拼光了所有的力气，的确是干不动了。在酒精的催化下，阿金说：十五年，我从来没睡过几个好觉，每天都在担心这一天会到来。现在好了，我感到好轻松。
 破产以后，阿金人生人生主题是离开，先是工人离开，然后房子、汽车、收藏品被银行拍卖。最后，妻子也离婚了。
 阿金回到乡下，不用手机，也很少出门。10月份，大家吃过一次饭，阿金还要请大家，只是被冻结财产之后，他再也拿不出一顿饭钱了。他从乡下做了一个半小时公交车赶到城里。他头发斑白、满脸皱纹，只剩下老态了。
 分开那天，在酒精催化下阿金泪眼朦胧，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这一生实在太累了，累了就想快点解脱。
 一个月后，阿金在一家寺院出家了， 他出家那天，我们去寺院看他，就是开头写到的一幕。可我在阿金转身的背影里，分明看到几千家江浙私企若隐若暗的折影。
 回去的路上，江浙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傲雪凌霜，寒气有点逼人。
 我毫不费力地想起1914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旧上海一片凄然。老友许幻园站在李叔同门外情绪悲切，他对李叔同说：
 “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
 说罢，许幻园门都没进，李叔同站在大雪中，很久才返身进家。他关上门窗，让妻子弹琴自己作词，含泪写下《送别》。100多年了，也许世间什么都没变，相似的场景，不同的雪为不同的人生作了相同的注脚。
 2018什么都没变，只是我和我的朋友可能后会无期了。
 03
12月，余先生在犹豫了将近30年后，终于移民了。
 在过去将近30年里，移民这个问题从未远离过他的生活。从1988年开始，余先生的每一个春节都会在全世界随意挑一个国家陪家人度过。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只是最近5年的春节，余先生不再出门了。用他的话说：人老了，哪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家里，才会觉得安全。
 余先生是上海人，圈里人都叫他余先生，因为他说话做事，都像民国上海滩大佬杜月笙。余先生说话斯文，做事条理有序。认识他的人都说，余先生是当代最像杜月笙的上海人。当然，余先生自己也这样认为。
 余先生真实身份是金融投资大佬，身价十位数。毕生只做两件事：收雪茄和收盘。从财富上来说，余先生是中国几十万人中只会出现一个的那类人。他们知道这个国家很多一般人看不见的事，也有预测这个国家未来的能力。他们乐观、他们笃定、他们激进行事，却又拥有掌控一切的平衡能力。
 他们喜欢在青年人面前布道演讲，也喜欢登上一架飞往澳门的飞机，豪赌三天，然后返回沪上。他们喜欢在雪茄吧里，和各行各业的精英聊这个国家的未来，烟雾弥漫中，体会人生得失与快意。
 移民对他来说，如同我们办户籍证明一样简单。能不能移民，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要不要移民，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认识余先生小十年，一直佩服余先生对时局的乐观和任何时候都有一颗笃定而冷静的头脑。2008年民族主义情绪到达峰值时，一切充斥着大国崛起的基调。而余先生会在饭局上，不时表达他对大国崛起论调的失望，他一向认为国家的崛起是靠社会的文明，而不是义和团式的心血来潮。当时，我们都不以为然。2008年下半年，股市暴跌，南方小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按秩序跌倒。
 很显然，在时间的面前，余先生总是对的。
 余先生一直相信经济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定海神针。2016年，中国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当民族情绪再次被注射肾上腺素，所有人都认为中菲必有一战。而余先生总是适时展现他笃定而冷静的大脑。他一切的乐观和坚定源自于他对经济的把握和高度的自信，源自于他对中国民众情绪的理解和洞察。
 他甚至认为中国民众情绪一个固有周期，时间为3—4年。当一种情绪到达峰值时，就会立即带来坠落的伤感。当坠落到了底部，又会迎来上升的愉悦。每一次，在这个周期的最佳时机，余先生都会立即加注、立即搏杀、从不手软，每一次他都是最大的赢家。 
甚至他在2017年，就预测了2018年将会发生的一切。
 “精英阶层将会无比不安，商人巨富将会兑换美元或是转移资产，中产阶级将会迎来寒冬，网络一定是铺天盖地的失望，年底一定是企业疯狂裁员。”
 这是他2017年说的一些话，2018年又被他说准了。
 每到这个时候，余先生都在等待属于他的机会。
 前几天，我又见到余先生。余先生憔悴很多，说前段时间有个事让他倍感诧异。他参加一个朋友私人聚会，来的都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十来个人，有九个人都想移民。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那天，余先生很少说话，只是一杯杯招呼大家喝酒，灯光下，他的脸若明若暗，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期间，我问他对国家和时代的未来怎么看，他沉默了好几分钟，告诉我：
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没有人能够打败自己所处的时代。
过去很多年里，余先生一直认为移民意味着孤独和哀愁的情绪准时袭来，也意味着在国内奋斗多年换来的尊重，将会再一次被不幸剥夺。
 那天，我分明看到余先生终于不再笃定，他显得异常疲惫。这一次，这这位理想主义中年终于在自己无法预测的时代，沉不住气了，他已经等不到来自时间给予的奖赏了。 
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04
让我感到震惊的还有。2018年最后一个月，有10万年轻人在即将熬到年终奖的时间里，突然被告知失业的信息。国内各大互联网公司年底裁员，裁员比例10%，30%，60%。我的许多朋友在这场互联网企业裁员之中，毫不自知地首当其冲了。
 就连每次打车，出租车司机也会从不同的侧面向我证实衰落的经济。他会告诉我，这一个月内，每一个打车的年轻人，都在聊一个共同话题叫作失业。
 过去，我一直在写各行各业的大人物。而事实上，小人物身上才能看到更多时代的悲伤无奈。2018年，我的许多朋友被风吹散。在大时代面前，没有大人物，每个人都是小人物，在时代的风里，每个人都很脆弱、不堪一击、弱不禁风。
 底层国企职工，私企老板，资本巨富，失业青年。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像泥沙裹挟于洪水，像牛羊拥抱于北风，像雀鸟躲避疾驰而来的子弹。没有人能够幸免，也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即便用尽所有的笔墨，也不能准确讲述2018。人如此，事亦然。许多的变革，都是摧枯拉朽，而又不动声色地进行。
 当然，终将被风吹散的还有2018，这一年的所有焦躁、伤感终将被风吹散。愿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得到来自2019的赞赏。

责任编辑:张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