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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旅馆”的生意

来源：转摘冰水洗眼  发布时间：2016-12-29  浏览：3219  字体【大 中 小】【关闭】
　

    顺着北京某肿瘤医院往南走大约300米，经过一片正在修建的小公园，就能看到一片城中村一样的平房区，外观破破旧旧、内部拥挤压抑。但由于距大医院较近，在地理上有优势，近些年除了少数房间仍有本地人自住，其他大多被改成了简易旅馆。

    这片平房区常被外界称之为“癌症旅馆”。“这里住的百分之九十都是癌症患者，不是癌症都不会住到这里来。”一位长时间在此租住的癌症患者告诉记者。
    虽然千里迢迢地赶来，但有许多人出于经济贫困、疗程漫长等种种原因，只能选择蜗居在由周边居民住宅分割而来、纵横交错的狭小空间内。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中国每年新增307万例癌症患者，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确诊。五湖四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在家属的陪伴下蜂拥而至。选择住在癌症旅馆的患者大多会长住，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一年。时间一长，病友之间就像邻里一样，经常在一起交流治疗心得或者拉拉家常。
    癌症旅馆已成为中国癌症患者人数急剧增加的一个真实缩影。同类人群的聚居，让这里成了城市里的“另类社区”。
    对55岁的旅馆老板娘何静来说，只要医院不倒，一直有患者，她的生意就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她的旅馆不足500米。何静通过手机来电识别房客的来处，每个房间住着几个人，谁得了什么病，她一清二楚——比如，10号屋以前住着一个双眼皮大眼睛长头发的河南姑娘，“特漂亮，得了白血病。”化疗时，姑娘的头发直往下掉，何淑静劝她把头发剪了。后来，姑娘剃成了光头；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教师，得了乳腺癌，在旅馆的监控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在打扫，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病人。
    何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脾气暴躁的，不听医生嘱咐的，离开后再也没回来的……但这些房客差不多可以全部归为一类——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在这里等待，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
    “这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生”
    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出发，步行5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公园，铁门，小区，拐几个弯就到了这片家庭旅馆。
    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刷得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北京西三环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灯火通明包围的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洼地。
    透过公园外面的栅栏隐约看得见“癌症旅馆”。
    胡强脱掉鞋，盘腿坐在旅馆的床上，抬头看了眼窗外，天气阴沉沉的。
    房间里，除了床，还配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个电饭煲。电视旁边的黄色铁碗里，盛了半碗白米粥。“哪便宜哪去呗，有做饭的地方不更省点嘛。”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眼神黯淡。
    胡强发了一会儿呆，便开始算账：路费来回600元，这里住3晚240元，加吃饭要1000多元，打了两支药又是200多元，“这一个月得好几千块钱”。
    算了一遍，他沉默不语。生病的一年多里，他很少和家人说话，也不喜欢和旅馆里的其他人交流。
    2015年9月末，59岁的胡强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河北承德老家县里的医院治不了，女儿胡梅带着他到北京看病。“这边的医院才有法儿。”他看上去很疲累，吐出的每个字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北京聚集了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我国医生数量缺乏，医疗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分析，“医生数量不能大量增加，基层地区医生的（行医）质量不能普遍提高”又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医生收入改革、医生就业制度、医生能否自由执业、医疗定价等一系列问题相关。
    从胡强的老家承德到北京，车程大约三个小时。肿瘤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有人手里拿着一摞卡片在发，一个中年妇女走到胡梅面前，塞给她一张名片：“家庭旅馆”。一个人一晚上30至40元，可以做饭，“是这附近最便宜的了。”她毫不犹豫带着父亲奔向这里。
    此前的每个周四，胡强都要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一次化疗，注射18000元一支的临床试验药物。如果顺利，他将在未来两年里持续注射这种药物。
    来化疗六次，胡强就在这家旅馆住了六次。在这里，每个房间用一个数字代表，每扇房门后是一户人家。
    从医院回旅馆的路上，胡梅买了一个6元钱的不锈钢碗和两双筷子。胡强想吃饺子，她去最近的集市买了饺子皮、肉末、白菜、葱、姜、蒜。
    胡梅一头钻进隔壁的厨房，把所有食材剁碎搅拌在一起，准备包饺子。午饭和晚饭时间，公用的厨房没有门，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做饭，洗碗，外面传来窸窸窣窣搬东西的声音。
    紧邻着的另一个过道入口处，沈君正在厨房里给妻子煮清水面条。半年前，他带着妻子住进了这家旅馆。妻子得了黑色素癌，北京只有这家医院有相关的科室。
    第一次带妻子到北京看病，沈君先是住在医院东边的旅馆，一晚180元，后来有人建议他住到南边公园的这家家庭旅馆。“有这个房（旅馆）给看病的人解决不少问题，跟前没这个房去哪里住去？这里算是最便宜的了。”沈君说。
    他和妻子的对面房间，住着来自内蒙古的谢妙夫妻和她的父亲，房间一晚70元。刚开始，他们打算住二楼50元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谢妙腰疼，爬楼梯艰难，最后只能住在一楼。
    今年8月11日，中秋节前几天，谢妙腰疼得厉害，后来到赤峰市医院相继做了CT、核磁、病理穿刺，结果为转移性腺癌。
    “天啊，怎么可能，30多岁，癌症怎么会这么早发生到我的身上。”拿完报告单，她忍不住哭起来。“天天想着是误诊，寻思老天爷跟我开个玩笑呢。” 
    第一次来的时候，沈君房间的隔壁住着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病友林妍，林妍只有22岁。渐渐熟悉以后，两家一起搭伙做饭吃，有次聊天，林妍问沈君：“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吗？”
    沈君摇头。
    “这叫癌症病人的‘求生岛’，这个地方的人都在求生，我也在求生。我给取了个名字，叫求生岛。”
    旅馆走廊里光线阴暗，站在这一头，能看到另一头出口处的光，不时有人提着看病的片子来来往往。
    阎鹏站在那个出口，倚靠在墙角。
    今年9月30日，他和妻子收拾好东西，拎着两个大编织袋，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他们先去了潘家园附近的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了几天，没排上号，又辗转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最后，阎鹏夫妇住进了在新闻里看到过的“肿瘤旅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闫鹏和岳父挤在一起，谢妙睡在另一张床上。
    住进旅馆当天下午，谢妙去见了主治医生，医生先问了她的家庭情况，“没钱，他就考虑没钱的方案。”
    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病床，他们办理了预约住院。这意味着最少需要等待一周时间，多则要两个月。阎鹏和谢妙只能闷在屋子里等医院的电话，“等，只有等了。”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或躺坐在房间的床上，或立靠在过道的出口。即使在走廊遇上了，多数时候也各走各的路，没什么言语交流。
    有一次，夫妻俩出门剪头发，走到旅馆南边街口的一家理发店，一问剪头发要40元，他们又折回到另一个街口，找了几家，直到找到一家最便宜的理发店。
    躺在旅馆的床上，谢妙的心静不下来。她双手举着手机，在搜索框里输入“抗癌成功例子”，在网上看到有人得癌症后活五年、十年的，自己就没那么害怕了，但翻过身去，她又想：应该都是有钱人吧。
    谢妙想吃红薯，闫鹏出去一问，烤熟的红薯要十元钱一个，他干脆买了几个生红薯，回到旅馆，自己烤好了拿给谢妙吃。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他们才有可能去对付癌细胞。
    疼痛难忍的时候，谢妙靠吃吗啡片止疼。她现在常常顾不上洗脸，短发凌乱地散在头皮上。
    从前，她是个爱美的姑娘；更年轻的时候，她初中毕业在农村的集市上做生意，嫁给阎鹏后，夫妻俩靠种地生活，打点着30多亩的甜菜地，一斤甜菜卖两毛多，年收入三万左右。
    今年，夫妻俩原本寻思着买个农车，做点买卖。如今，这个计划显得很遥远。
在等待的日子里，谢妙害怕每个白天的到来。天一亮，她心里就发慌，与现实的战斗又开始了——
    在床上躺久了，谢妙站到房间门口东望望西看看，或者看看抗癌的杂志，有时也跑去跟住在斜对面的沈君妻子聊天，话题通常是病情，花销，医院，但从不谈死亡。
    沈君的妻子得了黑色素癌，今年四月份，他们住进了这家旅馆，每天都在掐指计算，来回车费，住宿费，吃喝的开销，如何省钱以及等待医疗报销的时间。
    2012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针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参保（合）人大病负担重的情况，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但对于沈君家来说，报销流程显得漫长，好些价格昂贵的药又不能报。“之前报销的钱已经三个月了，还没下来。到手（报销的）也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夫妻俩经常因为钱争吵。
    “（我们国家）肿瘤（治疗）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门诊治疗，很多地方都不给报销，或者说到了一定的额度之后才有一定比例的报销，就导致看不起病的人没办法，也促使医院周边的一些廉价旅店（出现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说。
    他表示：“‘癌症旅店’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门诊能够报销，对大家都有好处。比如，到北京会诊之后给一个治疗方案，再回到当地，那完全是可以（继续）进行治疗的。但现在有些报销制度，到县城和到市里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导致病人宁愿到高级一点的医院看。”
    这次，沈君和妻子来北京已有半月，他们每天往返于旅馆和医院之间，已经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案。
    第一次是25000元钱的治疗方案，“但三个疗程后，就不管用了。”第四次来北京，换了新的治疗方案，上午住院，下午出院，一天花费54000元。治疗一次以后，沈君拿不出钱了，只能把妻子送进医院的免费临床试验组，“不然没有别的办法。”
    沈君没有选择。10月26日早上，妻子再一次和他争执了几句。一气之下，沈君跑到对面 阎鹏的房间里，窝在床角处。“她（妻子）看见我就生气，咱现在弄不起钱给人看病。”
    阎鹏没有回应他，屋子里一阵沉默。
    那天下午，等了一个多月后，谢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她终于等到了住院的床位。
    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四点，谢妙穿上红色的外套，阎鹏拉着她的手，走出旅馆的房间，穿过公园的小路，越过那道铁门，往肿瘤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如果治疗方案失效，她仍要返回旅馆，等下一个方案。
    “病人有需要，旅馆就在”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传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
    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附近公园里的树长得很高，在树的掩映下，这片平房显得萧索。外面堆着生活垃圾，就这样堆着无人清理。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的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
    在观察人士看来，求诊癌症患者的临时住所是刚需，政府和社会救助力量应该介入，提供正规经营、价格适中的住所；而在取代“癌症旅馆”的住所出现前，对“癌症旅馆”不能一关了之，可以考虑纳入合法经营范围，并加强监管。
    每天，何静会不定时出现在旅馆，笑盈盈地招呼房客，或带着新的客人穿行在幽暗的巷子里。她养的小狗趴在值班室的门口，主人没有时间管它，就任它在过道里窜来窜去。
    沈君从外面买菜的回来，看到何静手里拽着刚收来的几百元住宿费，“哟，姐，这么多钱啊？”他盯着何静手里的钱，笑呵呵地说。
    “要不？给你。” 
    “不要不要。”沈君摆手走开了。
    何静把钱塞进了包里。为了保证旅馆的入住率，只要没满房，她都要到肿瘤医院门口招揽生意。
    整栋旅馆，只有李玲一个服务员。每个月，她从何淑静那里领取工资3000元。
    她的日常工作是扫地洗床单，到医院门口发广告，招人住宿。“累死了，就我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她忍不住抱怨。她只在每个租客离开时打扫一次，这会，有房客到值班室换领干净的床单，李玲特别叮嘱他别弄脏了，房客点点头，抱着床单离开了。
  三年下来，48岁的李玲学会了看客人脸色，“有的人心情不好咱不问。”她有时会抱怨某个年轻房客没有礼貌，“一个四川的男孩有病来复查，每次来都住一个月，从来不叫大姐。” 和患者聊天时，她一个劲儿劝患者想开点，“啥事别往心里搁，该吃吃，该玩玩。”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一直在旅馆干下去，“公园是新建的，还没修好，这房子是改造 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拆。” 
    每天，何静的电话和微信响个不停，订房的，续住的，问地址的。她的微信里，加的好友“全都是病号”。住进旅馆的，不少都是回头客。开家庭旅馆5年，何淑静有自己的待人法则：“不把他们当病人看。” 
    这里的房客，有的包月，有的住一年半载。有些患者实在拿不出钱，何静会宽限几天时间。“来到这里实在也不容易，都得花个几十万。”时间住得长的患者，她会酌情便宜一 二十元钱。
    李玲离开以后，何淑静取出笔记本，在上面歪歪斜斜地写下当天入住的房客信息。她不 识字，只能写写数字，边写边念叨：“7号房的该结账了，13号房的明天离开……” 
    这时，一个女房客提着一袋子蔬菜冲进值班室，她脸色蜡黄，喘着粗气吼到：“老板，我们还没走呢，你怎么让别人住进来了？”她的儿子正在肿瘤医院治疗白血病。
    “你不是说今天可能会退房吗？”
    “我儿子还在医院呢，没说一定要走啊。”
    “现在房间都满了，我让人去哪住？”
    “那我可不管，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赶紧让那人搬出去。”
     房间已满，何静只能说服新来的客人暂时住进值班室里。
    “离开了，还得回来”
    冬日的傍晚，旅馆的过道里安静极了。不时有人跑到旅馆外的公园里透气，公园不大，被涂满绿色油漆的铁栅栏包围住，偶有乌鸦穿过树林，在人头顶发出几声哑叫，很快又恢复寂静。
    癌症患者需要到医院复查，离开旅馆之后，他们依然会不定期地回来。“既然得了这种病，那就甭想逃出这个地方。”谢妙一边说着，几度哽咽。
    10月20日那天，去医院化疗之前，胡强以为自己第二天就可以离开这家旅馆。
    但根据医院前一天的评估结果，他腹股沟的淋巴细胞结节范围扩大，第一个临床试验方案已经失效，需要重新更换治疗方案。
    以前一进医院，胡强看到“肿瘤”两个字，就觉得刺眼。刚开始化疗，看到自己的头发掉光了，他会掉眼泪。现在，他习惯了，再难受也不哭。
    知道治疗方案失效的当天，和往常一样，胡强盘腿坐在床上，脱下黑色的呢子外套，一言不发，垂着头，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他的呼吸声。
    夜里，冷空气从窗户缝隙里渗进来，胡强懒得找老板拿被子，体内的癌细胞让他疼痛难忍，黑暗中，他一直睁着眼，瞪着天花板，四下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因为被癌细胞入侵，59岁的胡强此时应该还在家里的铁矿上，每月拿着月薪3000元的工资，过着铁矿工人的平凡生活。
    患病之后的每个星期四，胡强早上四点准时从承德出发，七点多到旅馆入住。
    有时和家人一起，有时他只身一人：第一天检查，验血，做心电图，指标正常；第二天便直接化疗，结束后再拼车回家，“离开了，下一个星期还得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强来过一次北京：因为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进京上访，最后无果。他一辈子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活着。
    这是胡强第七次住进这家旅馆。准备化疗前，他去医院找专家做了身体评估。
    下午，胡梅从旅馆的床上爬起来，出发去医院取评估结果。“结果你给我打印一份。”胡强特意叮嘱她。
    屋子里闷得慌，胡强披上棉衣外套走出门去，在过道里徘徊。偶尔，狭窄的过道里，胡强立在那里和谢妙聊天。“我现在脖子肚子腹部哪儿都是（癌细胞）了。”谢妙静静地听着。
    最后，他劝谢妙想开点，劝完，他自己哭了起来。“能治就治两天，不能治……”他声音发颤，突然停住，再不说下去。
    谢妙看到胡强离开旅馆时的背影，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
    永远离开旅馆的有两种情况：患者没钱治疗了，或者医院再没有治疗方案了。
    沈君记得，林妍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离开的旅馆。“大夫让她回家养着。”离开旅馆以后，林妍给沈君发过两次信息，就没再等到过她的消息。
    偶尔，沈君还会翻出她的微信照片，看看她的模样。
    先前的患者走了，新一波的患者又会住进来。等到下一次化疗或复查，离开的患者又会回到这里。就这样循环往复。
    每个月，除了陪妻子到北京看病，余下的日子里，38岁的沈君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内蒙古和山东之间。“回去把患者安排好了，我就出车，在家待着，一天都待不了。”说这话时，他神情木然。
    沈君的妻子治疗三个疗程以后，医院赠送了一个疗程的药物。等到第四个疗程的时候，沈君先从药房取回赠药，再去医院见主治医生。医生告诉他需要更换治疗方案，之前的药已经不能再用。“我都不知道这药是怎么造出来的，一吃就好几万（元）。” 
    根据新农合报销药物目录，他手里的药没法儿报销。手里拿着妻子用不了的药，沈君在旅馆门口的地上见到一张“回收药物”的纸片。
    每天上午，在靠近北京肿瘤医院的阜成路大街的这条街道上，收药的广告纸片满地都是，和树下飘下的落叶一起。
    直到傍晚，这些纸片会和落叶一起被清扫干净；然后第二天，又再出现。
    张海每天徘徊在各大医院附近，分发收药的小纸片，十几年来，他像搜寻猎物一样寻找有需要的患者。一次交易，他通常能从中抽到约两百元。验药没问题之后，他再把收购的药物转卖给其他需要的患者。
    沈君找到药贩子，想把手里剩余的药卖掉。在联系了几个药贩子，讨价还价一番后，16000元买来的药最后以800元的价钱卖到了药贩子手中。“回去车费够了，一哥们直接把药拿回来扔河里了，气的。”
    回到旅馆，沈君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妻子回家。下个月，他会再回来，继续治疗。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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