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对绥远国民党军如此“宽容”

　

作者:卫建章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

        1949年3月，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其中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会后不久，毛泽东告诉已率部进行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傅作义对此十分感激，他在给绥远省原部属讲话时说：“毛主席由于北平和平解决，决心特意成全绥远的干部，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们有此机会是无比幸福。”
        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内蒙古骑兵第11、16师和察哈尔骑兵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8纵队在姚    指挥下，正在绥远北部武川至四子王旗一带举行绥北战役，合力围歼平津战役中由张家口逃到绥北地区的以孙兰峰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孙兰峰为傅作义旧部）。战役中，正当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准备向敌人发动更大进攻时，突然接到上级“停止进攻”的命令，指战员们怀着不解的心情，十分遗憾地眼看着即将被彻底消灭的孙兰峰残部向西逃往包头。其实，这就是“绥远方式”的具体举措：停止向绥远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进攻，等待他们起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绥远方式”正式实施，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与傅作义各派代表，在北平（北京）开始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对军队划界驻防、交通、金融、贸易、华北人民政府派遣联络机构进驻归绥（呼和浩特）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又经过大量工作，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终于率绥远各界人士代表发表起义通电，绥远实现和平解放。占绝对优势的一方不去进攻明显处于劣势的敌对一方，而是耐心等待对方起义，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和同志，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
        绥远和平解放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起义人士担任正职、中共人士担任副职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傅作义任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任副主席），领导省军区和省政府的工作，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省政府、省军区主官也都由起义人员担任，原曾在省一级领导机构中担任过正职的中共人士一律降格，与孙兰峰等起义将领共同担任副职（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由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奎璧，原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担任；省军区司令员由傅作义担任，副司令员由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乌兰夫和原解放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    及董其武、孙兰峰担任。原解放区绥远军区政治委员高克林这时也“降”为副政治委员）。特别是，被称为傅作义“左右手”的王克俊和阎又文（王、阎原分别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政工处长、副处长），在起义后分别担任了绥远省军区的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副主任，国民党的政工干部起义后做解放军部队的政治工作，这在全国更是绝无仅有。起义的两个军、1个师全体干部一律保留原职，解放军老部队只派少量政工干部进入起义部队做改造工作。绥远省政府各厅局起义人员也全部留任，不少厅局长均由起义人员担任……这样宽大的政策使起义人员十分感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与中共人士合作共事，使绥远地区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局面。不少起义人士在晚年还担任了省、地、县各级政协委员或政府参事，提起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仍激动地热泪盈眶。但在建国初期，他们曾经为敌多年的对手——解放军老部队和中共干部中却有相当多的人对党的宽大政策很不理解，少数同志甚至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上级领导不得不以相当的精力去做下级的思想工作，以求思想和形势的稳定。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何对绥远国民党军如此“宽容”？这还得从头说起。
　　1933年5月，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继续向华北侵犯的危急关头，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的傅作义，亲率部队参加长城抗战，给敌人以重创，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红军部队虽在南方正处于被“围剿”之中，但傅部的爱国行动引起红军将领的关注。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日本侵略军和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正策划向绥远进攻。1936年6月30日至8月4日，日伪军数次向绥东红格尔图发动进攻。傅作义派部队在途中设伏，歼敌数百，全国各界为之振奋。8月23日，中国共产党派南汉宸带着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亲笔信来到归绥，信中希望傅作义速定抗日大计，并表示，傅将军如若奋起抗战，红军将大为支援。这是毛泽东与傅作义之间的第一次信件来往，它使傅作义及部属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洛阳分别召见华北和西北的高级将领，研究“围剿”陕北红军。傅作义前往晋见时，向蒋介石、阎锡山慷慨陈词，请求在绥远抗敌御侮，但蒋、阎仍要傅忍辱负重。傅作义回到归绥，又见到中共中央的代表彭雪枫，彭雪枫又携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鼓励傅要顺应民心，救亡图存，以东北沦陷为殷鉴。傅表示，不计任何牺牲也要坚决抗日，绝不做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
　　1936年11月，日伪军兵分3路，向绥东红格尔图发动进攻，傅作义部队坚决迎击，挫败敌人。继之，傅作义指挥部队乘胜进攻日伪军在绥远的重要据点百灵庙，毙伤敌一千几百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红格尔图和百灵庙大捷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迅速发起抗日援绥运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专门发出贺电，称赞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再派南汉宸携慰劳款和毛泽东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4个金光闪闪的锦旗来绥，表示殷切慰问。
　　如果说，以上交往还属较浅层次，那么，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毛泽东本人与傅作义及其部队的交往在一个时期内就相当深了。
　　1937年9月，第二战区举行忻口战役，傅作义任副总司令。其间，国民党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而林彪率八路军第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抓住战机，消灭日军坂垣师团辎重部队1千多人，全国人民深受鼓舞，傅作义也从中看到了八路军的战斗力而产生钦佩之情。忻口战役结束，国民党许多部队仓惶撤逃，傅作义主动请战坚守太原。鉴于当时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向傅作义讲：“抗日是长期的，目的是争取最后的胜利，只顾一城一池的得失，背城死守、焦土抗战的主张，都是错误的，不足为训，要从最后胜利看问题。能够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务请深思熟虑，多多保重。”太原战役开始后，傅部遭受重大损失，在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傅作义忆及周恩来的忠告，决定下令突围，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
　　傅作义部退出太原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部队撤至晋西离石一带整编，后又移至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地区整训，充实战力。当时八路军120师师部驻五寨城内。傅的第35军101师（董其武为师长）与八路军来往十分密切，经常互通情报，配合抗日，还举行联欢活动。在傅作义部物资供给有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还派人从延安运去单衣、鞋子等物品，缓解了傅部的困难。120师师长贺龙曾在101师师部下榻，与董其武等长谈，讲述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给董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傅作义看到八路军生活艰苦而士气旺盛，武器落后但战斗力很强，深感政治工作对于提高部队素质的重要性，便开始在自己的部队建立政工组织，开展政治工作。1938年3月，傅作义派周北峰赴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给他们部队派政工干部的要求，毛泽东答应了这一要求，从陕北公学选拔百余人派往傅部。还派出几十名党员干部协同傅部建立政治工作。傅作义委托潘纪文草拟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并效仿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部队制定了十项纪律。当时在晋西北，报纸刊物基本没有，由延安找来的大批书报刊物如《论持久战》、《解放周报》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所著《军队政治工作》，就成了傅部重要的政治学习材料。傅作义案头上就常放着延安的报刊。他还指定电台收录延安广播新闻，记录稿交他阅览。共产党八路军的作风、做法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政治工作的不断丰富和深入开展也使他的部队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内部团结、军民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傅部的变化却使国民党中央一些人产生了恐惧，他们说：“傅作义部队已成‘七路半’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延安来的人员都成了傅部各级政治工作的骨干，他们不计待遇，不怕艰苦，以身作则，与傅部官兵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了3年多之久。几十年后，绥远国民党起义人员回忆起那段历史，仍感慨地说：“那时候，共产党的政工干部与我们之间跟朋友一样，不分你我。”
　　1939年3月，傅作义率部离开晋西北，开赴绥远省西部的河套地区。在一个时期内，傅作义部的政治工作仍开展得有声有色。傅部先后发动的包头、五原、绥西3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傅部与河套地区的群众之所以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与政治工作给部队带来的变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好景不长。从1939年秋起，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傅作义部的控制，派出一批干部到傅部，傅部的政治工作逐渐由八路军的一套改换为国民党的一套。194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动高潮，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将本部的共产党政工干部礼送回延安。此后，傅部的政治工作就“变了味”，反共成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共产党人士协助下开展的那一段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已在傅部官兵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48年秋冬。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收获的季节。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胜利结束辽沈战役之后，迅速入关，与华北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并很快打下了天津，解放了张家口，将北平团团围住。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几次要傅作义率部南下，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战”分子也给傅作义施压，但傅作义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顶住压力，3次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秘密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使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得到了保护，数百万人民免遭涂炭。中共领导人对傅作义的义举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
　　北平解放后，绥远的和平解放提上了日程。因傅作义起家于绥远，绥远数万国民党部队都是傅的旧部，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也是傅一手提拔起来的，对傅作义言听计从，中共方面即直接与傅作义在北平谈判绥远问题。经过谈判，以及傅作义、董其武的积极努力，9月19日，绥远省终于和平解放。
　　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为其他国民党军队投靠人民树立了榜样。1949年8月4日，湖南的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9月25日，新疆陶峙岳、鲍尔汉起义，此后又有四川和云南的起义，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虽不少，但与共产党的历史渊缘却没有一家能比得上傅作义及其绥远旧部，这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绥远国民党部队是“等待”其起义，而对湖南、新疆、四川、云南等地的国民党部队是主动进攻，“逼迫”其起义，并且对绥远起义人士在政策和使用上也比较宽松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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